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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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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古诗十九首》东汉末年无名文人所作的五言抒情诗,他们大多抒写游子、思妇的主题,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深受当时文人的喜爱。它的艺术特色显著的表现在四个方面:情景交融、借事寄情的技巧;意蕴深长的比兴手法;深衷浅貌的语言;生动传神的叠字艺术。它们融合成一种直抒感兴、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被后世文人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抒情比兴语言叠字
汉代文坛,名气最大的是辞赋,成就最高的是散文,相对冷落的是诗坛。但是,在*诗歌史上,汉代诗歌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尤其是素有“风余诗母”[1]之称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萧统编的《文选》。产生于东汉末年社会震荡、政治混乱之际,主要反映下层知识分子漂泊蹉跎、游宦无门的境遇和生活感受,并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觅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恨等世俗情怀,富于鲜明的时代特色。《十九首》非一人一时之作,其作者大抵是地主阶级中下层的失意之士。它形式短小,皆为咏叹人生的抒情之作,自问世以来,便一直受到后世文人的推崇和称赞。诗论家们往往将《古诗十九首》和《诗经》、《楚辞》相提并论,王世懋《艺圃撷余》称它为“五言诗经”,钟嵘的《诗品》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2]刘勰称它为“五言之冠冕也”[3]。《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不仅是因为“感时伤世、相思离别”的思想内容与主题情感,还在于它那温婉含蓄、*易淡远的独特艺术风格。下面,就《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长于抒情,感时伤怀,意切情真
1.融情入景,情景交融。
《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具有惊心动魄的真情美。其抒情方法往往是用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结合,达到天衣无缝、融合的境界。如《迢迢牵牛星》(之十),通篇写长空寂寥、河汉皎洁的秋夜景色,牵牛、织女二星一水相隔不能相聚。而情在其中,表现了男女离別相思之苦。又如《青青河畔草》(之二)用河边青草和园中绿柳构成的融融春色,寄托了“荡子妇”对久行不归的丈夫的思念和烦闷。又如《驱车上东门》(之十三)用洛阳北邙山墓地的凄凉景色,烘托出一种悲涼死寂的气氛,从而更适宜于表现诗人失望于现实的颓废感情。这些都是把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气氛之中,用特定的景色以烘托人物的情感。
感情是抽象的,要刻画离愁、别恨、哀伤、怨思等等,是不容易的,堆砌一连串的形容词也不会引起读者共鸣,《古诗十九首》却把抽象的感情用具体的事物表达出来。如“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涉江采芙蓉”)“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衣裳!”(“明月何皎皎”)从身体的消瘦(“衣带日已缓”)、容颜的衰老(“岁月忽已晚”)和实际的行动(“采芙蓉”、“引领”、“徒倚”、“垂泪”、“出户”、“入房”、“泪沾衣”)来显示久别愁思的痛苦。又如:“回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由看见的景物烘托出内心的悲伤。
2.借事寄情,委婉真切
《古诗十九首》还善于通过某种生活情节抒写作者的内心活动,通过叙事渗透抒情,使诗中主人公的形象更鲜明突出。《古诗十九首》注重借鉴《离骚》的抒情性,同时“‘古诗’将叙事与抒情合二为一,词意婉转,诗思纤密,明显呈现出一种低回要眇的美学风貌。”[4]古诗充分体现了*古代诗歌那种单纯而优美的抒情性格。如《西北有高楼》写士子失意。它并不抽象地写他如何怀才不遇,失意彷徨,却写“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件的描绘,无意中流露了对那位歌者的同情;“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从而表明了主人公对那个闻声而未见面的人是一个旷世知音;也表明了自己生不逢时的寂寥;最后希望化为双鸿鹄同她一起奋翅高飞,更表明了主人公是个如何奋发有为,而又四顾无侣的形象。又如《凛凛岁云暮》(之十六)一首描写一个思妇怀念良人,梦醒后惆怅伤感的情绪。这是一个蝼蛄悲鸣、凉风凄厉的冬夜,诗中的女主人思念着她的丈夫睡不着觉。她想到天气已寒,而游子还没有寒衣,想到寄锦衾,路途又是如此遥远。想来想去,忽然笃念旧好的良人枉驾来迎,她喜出望外地想,从此携手同归,长相亲爱,这是多么快乐啊!岂料那良人“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竟自无情地走了。心里十分懊恼,原来却是一梦。她当时恨不得飞到良人那边。引领遥望,好像良人还走的不远。此时这位女主人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只觉得凉风拂面,蝼蛄满耳,潮水般的眼泪直涌出来,沾湿了双扉。写道这里,一个孤独无聊的思妇形象就如在目前。这样抒情叙事双管齐下的写法还很多,《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篇都是如此。
作为*古典诗歌由民间走向文人自觉创作的标志,《古诗十九首》在抒情艺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二、善用比兴,含蓄蕴藉,韵味无穷。
“比兴”是*古代诗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宋代朱熹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通俗地讲,“比”就是譬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地比喻,使其特征更加具体生动、鲜明突出;“兴”就是起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古诗十九首》在艺术手法上,就是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楚辞》惯用的“比兴”手法,衬映烘托,比兴兼用,着墨不多,言*旨远,用得意境深远、贴切自然。
《古诗十九首》中的比喻俯拾皆是,多达23处。如: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驱车上东门》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东城高且长》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
……
其中,《冉冉孤生竹》是成功运用比喻的诗篇: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全诗十六句,纯用比喻的六句,结合比喻的四句,只有“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四句和末尾两句直接叙事抒情。可见,利用比喻表情达意,是本诗的突出特点。前二句“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诗人用简洁的笔墨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图景:一株纤细柔弱的竹子,孤零零地生长在大山的曲坳处。以柔弱的竹子比喻孤弱女子,以泰山比喻游子。诗中女主人公暗示自己本无兄弟姊妹,生长深闺,尚在未嫁,有如孤竹之隐于山坳。下面又用兔丝、女萝有蔓而密,缠绵不解之意,比喻男女之情难舍难分,缠绵固结。诗人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用双起单承的办法,连贯而下,再用兔丝之生长有时,既比喻女子正值青春盛颜,又兴起夫妇生活无比和谐。以上四句,是女主人公对自己婚后生活的美好憧憬。“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四句告诉我们,理想和现实往往天差地远。女子和千里之外的人缔结婚姻,相隔甚远,相见实难。下面“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四句,选用了与其命运十分相似的蕙兰花作比,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使之显得含蓄蕴藉,韵味无穷。“含英扬光辉”,是花的颜色,也是人的丰采;是花的“时”,也是人的“时”。“过时而不采”,应“轩车来何迟”;“将随秋草萎”,就是“思君令人老”的意思。这套比喻,不但形象鲜明,而且在忧愁幽思中不可遏制地散发出一种强烈的青春的生活气息,抒发了青春不长,红颜易老,自伤迟暮的感慨。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情感内涵,使它显得更加饱满,更加生动了。
如果说《冉冉孤生竹》里大都是比喻的话,那么《迢迢牵牛星》则是通篇作比。诗中借助民间“牛郎织女”的故事,通过诗人的想象,塑造了一个勤劳的织女形象,着力刻画了织女隔着银河而不能与爱人相会的愁苦。勤劳的织女与心爱的人儿*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阻碍这对夫妇团聚的恶势力的憎恨。这不仅仅是描写了一个天上的故事,而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非常真切的反映。《迢迢牵牛星》与同类篇章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运用了全篇作比的方法,使这首短诗产生了巨大的容量,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艺术使命。
《古诗十九首》中许多诗篇都能巧妙的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感。而且,《古诗十九首》中的“兴”是比较复杂的,并非单纯的“起兴”,有的是在开头“起兴”,如《青青陵上柏》以“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起兴,见出孤高正直、磊落坦荡的情怀,然后引发人生短促的处世感慨;《明月皎夜光》以悲秋起兴,铺排秋夜明月繁星及时节物候变化,渲染炎凉气氛;《明月何皎皎》使用“月”这一意象起兴发端,引发诗人的忧愁不寐的思绪;《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用采择芳条鲜花以赠情侣的情节起兴。但也有的在中间“起兴”,如《行行重行行》以思妇自叙口吻倾诉别离相思之苦,在料想疑虑丈夫心情时,用“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起兴,“胡马”“越鸟”皆不忘本,由此衬托出“游子不顾返”的不是,集中体现她压抑不住的内心痛苦。有的是“比中有兴”或“兴中有比”,如“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用“孤竹”兴起下文顾影自怜、闺中寂寞的新婚少妇,这是两句含蓄的比兴语,但同时又以柔弱的竹子比喻孤弱女子,以泰山比喻游子。还有的是“兴中有兴”,如《冉冉孤生竹》首句用“孤竹”起兴,而下文以“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比喻女子的青春盛颜,以“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比喻青春逝去,又兴起美人迟暮的意思。
总之,《古诗十九首》中的“兴”和“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融合使用,形成了兴而比的特征。比兴手法的运用,加强了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了诗歌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使得《古诗十九首》永远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三、语言*易,深衷浅貌,语短情长。
在语言方面,古代诗论家有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古诗十九首》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浅浅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尽而造语新警,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5]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6]明代的谢榛也认为《古诗十九首》“格古调高,句*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矣”,“**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7]《古诗十九首》诗中没有刻意雕琢的华丽词句,外貌看似*淡,但仔细咀嚼斟酌,就知道这些好像陈年醇酒,其味无穷,犹如顺口说来。浅*而不浅薄,通俗而不庸俗,似乎从肺腑中自然流淌出来,十分自然。
如:《行行重行行》(之一)中,前两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简单的文字,*浅的句子,表面看来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但细心分析,就会发现写得思绪千里,柔肠百转。首句“行行”动词重叠,使得诗歌形象处在连续的动态之中,暗示路途漫长,再一重复,“行行”、“行行”表示路途更加漫长而遥远,有走不尽的意思。说明“生别离”的缘由;表明相去之远、相别之久;暗示游宦或游学的无果而终;预示了会面的虚无和缥缈。“与君生别离”的“生”字,表明不应当别离而生生别离,这对于女主人公心灵上的伤痕,深锐刺痛,不难想见。最后两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表现了诗人的无奈、愁闷,只得搁下这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而给以恋人贴切的安慰和深长的祝愿,自然流露出这种相亲相爱、始终不渝的真挚情感。
再如《去者日以疏》(之十四):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古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
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全诗都用质朴自然的文字从容地写来,短短十句,就给我们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境界。拿中间的写景来说,除了“白杨”两句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其余全用白描,其新旧之感、肃杀之气,全从客观物象中自然流露出来。日月随波,世事不常,以倏忽有限之生命竟有无法摆脱之羁绊,虽欲回归故里得享天伦,奈何“欲归道无因”。最后一句,**静静,但感情之复杂,心情之沉痛,直使人惨然变色。
*易自然的语言,给予人们亲切、明朗、纯朴的感觉。说到语言的*易清新、一字千金,《十九首》中处处可见,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之十七)“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客从远方来》之十八)这些句子,不掺杂任何扭捏做作,完全用一种清新简练的叙事口吻,好像诗人跟读者面对面谈话。而且,诗人的感情表露的那么坦率、单纯、明朗,完全没有装模作样,藏头露尾的形貌。
其他诗中,《青青陵上柏》(之三)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今日良辰会》(之四)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生年不满百》(之十五)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干岁忧”、《驱车上东门》(之十三)中“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等等,来形容人生短暂、岁月易逝,贴切形象,用语精警。《凛凛岁云暮》中的“眄睐”、“引领”;《明月何皎皎》中的“徘徊”、“彷徨”等词语,不仅描绘出人物外部动作,而且深刻地揭示出人物内心的感伤与失落,这样的抒情,用*易浅析、自然流畅的语言道出极深厚含蓄的感情,浑然天成,不着痕迹。
四、巧用叠词,准确和谐,生动传神。
《古诗十九首》在语言上的另一特色是叠词的运用。《文心雕龙》云:“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8]顾炎武说“诗用叠字最难”,但《古诗十九首》中有十三首用叠字三十一处,共用了二十一個叠字。分别如下:
行行——副词,形容行走不止的样子;
青青——形容词,形容草木葱茏;
郁郁——形容词,形容草木茂盛;
盈盈——形容词,同“嬴”,美好的样子;
皎皎——形容词,明亮之意;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下面为大家收集了古诗十九首,一起来看看吧!
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之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夫。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之三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之四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
之五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之六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之七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简论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知道一些经典的古诗吧,古诗有固定的诗行,也会有固定的体式。你知道什么样的古诗才经典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简论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欢迎阅读与收藏。
简论古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五言诗起源于民间,这是一个基本看法。汉代以前民间已经有古代的“风谣”出现,比如春秋末期的“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秦始皇时的“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西汉时民间歌谣已经开始大量流行五言诗,如西汉长安的“城中谣”,见于《后汉书·马援传》之后所附: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些歌谣被采入乐府后,便成为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西汉乐府中的“饶歌十八曲”中已经有五言体,东汉乐府诗中的五言体已经占了主要地位。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也开始学*写作五言诗,东汉初年班固的《咏史》便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东汉文人五言诗中。有署名的作品不多,大量是无名氏的作品。
东汉无名氏的五言诗又被称作“古诗”,古诗本是魏晋南北朝对古代诗歌的通称,后来专指东汉无名氏的文人五言诗。钟嵘的《诗品》提到的古诗有五十九首,今存三十首左右。尽管很多东汉五言诗都消亡了,但东汉文人五言诗的精华部分都保留下来了,这就是古诗十九首。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历来曾有过很多推测,或称是枚乘所作(见于《文心雕龙·明诗》),或称是曹植、王粲所作(见于《诗品》),均不可靠。*代研究者多以为,这些诗是东汉桓、灵时代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并非一人之辞、亦非一时之作。这个看法,无论从五言诗的发展历史,还是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内容来看,都是可信的。
具体说,从五言诗的发展历史来看,东汉班固的《咏史》是最早的作品,其表现手法还不成熟。而古诗十九首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人五言诗,所以不可能出现在西汉初年。从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思想内容来看,十九首所描写的洛阳还非常繁华,这说明应该是在董卓焚烧洛阳之前,因此也不可能晚到曹植所处的建安时期。
一、思想内容
东汉末年,游宦之风甚盛,许多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追逐功名,便不惜到处奔走,因而形成了“游宦”之风。游宦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能做官,一种是不能做官。而一旦他们仕途失意、功名不遂,游子便会牢骚满腹,感慨万分。又因为他们有着较好的文学素养,所以往往借诗抒情,这便是古诗十九首的写作背景。由于十九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它的内容不外乎两大类:
(一)抒发相思离别之情思
这是就游子、思妇而言的。这类作品数量较多,成就也较大。如思妇思念游子的《行(hang)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表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客从远方来》: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而游子思家的有《涉江采芙蓉》《明月何皎皎》等。这些相思离别的歌咏,是十九首的重要内容,而透过游子、思妇的这种相思之情,又可以使读者感到流离失所、有家难归的动乱时代的背景,而这正是东汉末年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二)表达伤时失意之苦闷
这是就游子本人而言的。这类作品往往是作者有感于人生的短暂,希望及时努力建功立业,表现出一定的自敬、自励,其中也有一些流露了知识分子失志后的牢骚苦闷和纵情享乐的思想。如《生年不满百》中的“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驱车上东门》中的“不如饮美酒”等。
总体看来,十九首虽然从某些侧面反映了东汉末年那样一个动乱不安、危机四伏的社会,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不过它所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所接触的社会矛盾也是不深的,诗中弥漫着伤感的气氛。但值得注意的是,十九首对文人的心态,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理刻画非常深刻、独具特色,标志着人性的觉醒,标志着文学向人学的转变。虽然说文学的真正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其实这种觉醒早在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和抒情小赋中就已经出现端倪,就已经开始了。人性的觉醒就是思考人活着是为什么,人生意义何在的问题。因为*文化的早熟,宗教在*历史文化的演变中过早的式微,超自然的人格神没有最终在历史中留驻,宗教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为人们提供一个精神寄托之所,所以人们从春秋战国之际就开始思考人的精神的归属问题,人生意义的寄托问题。追寻的结果是,儒家选择了社会,道家选择了自然,儒家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寄托人生价值,即追求人在社会历史中的意义,在社会历史中实现人生价值,因此,文人的宦游即是追求立功之举,而动乱的年代使他们的追求落空,最终失去了人生寄托,因而产生人生如寄、时光怵惕的感伤情绪。同时,在这种感伤和思考中,他们也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于是道家思想中的物我同一,齐生死等万物的思想也流露了出来,如《驱车上东门》中讲到“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而坟墓上“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然后想到“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因此可以说,古诗十九首中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是魏晋时期人性觉醒的先声。
二、艺术特色
(一)高超的抒情艺术
十九首中篇篇都是言情之作,与乐府民歌不同的是,作者抒情的方法主要不是通过叙事,而是靠事物的烘托融情人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最典型的就是《迢迢牵牛星》一诗,通篇全是写景,诗人写天上没有情感的牵牛织女星,全是看到的情景,但情在其中,情景相生,真有化工之妙。
另外,它还运用多种方法和技巧来抒情,如运用梦幻、化鸟等浪漫主义手法来抒情,起到了独特的效果。
在古诗十九首中,有些诗歌为了表达相思别离之苦,运用了化鸟这样一种独特的想象:“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凛岁云暮》)通过愿意化为双鸿鹄和晨风鸟的想象表达思念之深。
还有梦幻、分离造成的思念之情日积月累往往使人产生错觉、幻觉。弗洛伊得认为,人的潜意识处在强烈的压抑中,当人在清醒的时候它像海底的冰山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处,这种压抑往往会在梦中得以释放。梦幻是长久离别造成的心理缺失的补偿机制。
在古诗十九首中,梦幻将游子思妇的相思离别之隋表达得尤为深切,如《凛凛岁云暮》: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呜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徙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此诗写远行之人到年岁将尽时还不见还家,思妇一方面盼着他回来,同时还担忧丈夫没有寒衣怎么抵御严寒。由于思念太深而产生了猜疑:“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正因为这种思念加猜疑的复杂感情使她因此生梦,后面即写梦中事。庆幸的是“良人惟古欢”,不曾抛弃旧爱,且“枉驾惠前绥”,丈夫委屈自己亲自驾车来接自己同去。这梦中事、梦中情全是思妇昼思夜想的情景。可是好梦太短,“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良人随梦而来,乘梦而去,留下的只有“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了。
(二)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作者通过抒情、叙事、心理刻画与细节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别具特色、非常鲜明。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青河畔草》,通过这首诗可以想象,在绿草青青的河畔,有一座长满垂柳的园林,园中的楼上有一位美丽的少妇,当此美丽的季节在凭窗远望,思念游子。对画中人物作者有特写镜头,“娥娥红粉妆”,配上周围的风景,人物形象非常鲜明。
(三)多用比兴手法
十九首中比兴手法运用最多、最自然、最贴切的,奠过于《冉冉孤生竹》,诗中先以“孤竹”结根于泰山之阿起兴,接着以“菟丝(新婚女子的自比)附女萝”来比喻婚后夫妻感情的缠绵,然后是“伤彼蕙兰花(女子自比),含英扬光辉(新婚女子的美丽)。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又是比中有比。
(四)语言自然精练、生动含蓄
十九首的语言都是不加雕琢、**道出,“若秀才说家常话”,但却是句*意远、自然过人,所谓深中浅貌、短语情长、耐人咀嚼、禁得回味。如“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等。而成语典故的信手征引和叠字双关的巧妙运用,更增强了语言的这一特色。成语的运用如《明月皎夜光》一诗,其中的“不念携手好”,用了《诗经·邶风》里的话;再如《东城高且长》中的“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其中的“晨风”出自《诗经·齐风》中的《晨风》,“蟋蟀”则见于《诗经·唐风》中的《蟋蟀》。叠字运用方面,以《青青河畔草》最为典型,《迢迢牵牛星》中也有大量的叠字。双关语的运用如《客从远方来》,“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其中的“长相思”是一种丝棉,用在棉衣里;“缘”是指袖口的装饰,讲的也是夫妻之情。这对十九首语言的.优美和表现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总之,古诗十九首,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在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影响。其在思想上的成就在于开了文学向人学转变的先河,是文学自觉的先声;其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标志着五言诗这种*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诗体形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它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这都说明古人对十九首艺术成就的高度评价。
关于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作者已经无法考证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乐府本是汉武帝时开始设立的一个掌管音乐的官署,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配乐演唱外,还担负采集民歌的任务。这些乐章、歌词后来统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今存两汉乐府中的民歌仅四十多首,它们多出自于下层人民群众之口,反映了当时某些社会矛盾,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同时,其风格直朴率真,不事雕琢,颇具独特的审美意趣。
《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内容多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消极,情调低沉。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古诗十九首》*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作者和写作年代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价值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的《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遂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是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
二是它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是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四是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
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文选》中,收有十九首古诗,后来称为《古诗十九首》。“古诗”的原意是古代人所创作的诗,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又无作者,其中大部分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行行重行行
【原文】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①。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②。
道路阻且长③,会面安可知④?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⑤。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⑥。
浮云蔽白日⑦,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⑧,岁月忽已晚⑨。
弃捐勿复道⑩,努力加餐饭。
【注释】
①生别离:古代流行的成语,犹言“永别离”。所谓“生别离”,并非指人生一般的别离,而是有别后难以再聚的含义,所以下面说“会面安可知”。生,硬的意思。②涯:边的意思。③阻:指道路上的障碍。长:指道路间的距离很远。④知:一作“期”,义同。⑤“胡马”两句:这两句用比喻来代替抒情,“胡马”、“越鸟”尚且如此,难道“游子”就不思念故乡吗?依,一作“嘶”,依恋的意思。“胡马”产于北地,“越鸟”来自南方。⑥“相去”两句:上句谓别离之久,下句言思念之深。久别思深,人一天天地瘦下去,衣带自然也就一天天地感到松弛了。远,指时间而言。日,日益,一天又一天,渐渐的意思。⑦浮云蔽白日: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君臣之间的关系和夫妇之间的关系在观念上是统一的。“浮云”是设想丈夫另有新欢,象征彼此间情感的障碍。⑧思君令人老:这句是承前“衣带日已缓”而说的。老,并不是说年龄的老大,而是指心情的忧伤、形体的消瘦、仪容的憔悴。⑨岁月:指眼前的时间。忽已晚:言流转之速,当做“年关将*”理解更合适些。⑩弃捐勿复道:这句意思是:不管自己如何申诉相思之苦,所思念的人不会因此而归来,那么说来说去有什么必要呢?“弃”和“捐”同义,犹言丢下。勿复道,不必再说。加餐饭:是当时*用的一种最亲切的安慰别人的成语。
【译文】
你走啊走啊老是不停地走,就这样活生生分开了你我。
从此你我之间相距千万里,我在天这头你就在天那头。
路途那样艰险又那样遥远,要见面可知道是什么时候?
北马南来仍然依恋着北风,南鸟北飞筑巢还在南枝头。
彼此分离的时间越长越久,衣服越发宽大人越发消瘦。
飘荡游云遮住了太阳,他乡的游子不想回还。
只因为想你使我都变老了,又是一年很快地到了年关。
还有许多心里话都不说了,只愿你多保重切莫受饥寒。
【赏析】
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诗谱》),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回,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诗中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内在节奏上重叠反复的形式,同一相思别离用或显,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兴的方法层层深入,“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式单纯优美的语言,正是这首诗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所在。而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不迫不露、句意*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青青河畔草
【原文】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①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②。
娥娥红粉妆③,纤纤出素手④。
昔为倡家女⑤,今为荡子妇⑥。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注释】
①盈:同“赢”。《广雅·释诂》曰:“赢赢,容也。”就是仪态万方的意思。②牖:窗的一种,用木条横直制成,又名“交窗”。“窗”和“牖”本义有区别:在屋上的叫做“窗”,在墙上的叫做“牖”。③娥娥:形容容貌的美好。红粉妆:指艳丽的妆饰。红粉,原为妇女化妆品的一种。④纤纤:细也,手的形状。素:白也,手的肤色。⑤倡家女:犹言“歌伎”。倡,凡是以歌唱为业的艺人就叫做“倡”。倡家,即后世所谓“乐籍”。⑥荡子:指长期漫游四方不归乡土的人,与“游子”义*而有别。
【译文】
河边青青的草地,园里茂盛的柳树。
在楼上那位仪态优美的女子站在窗前,洁白的肌肤可比明月。
她打扮得漂漂亮亮,伸出纤细的手指。
从前她曾是青楼女子,而今成了喜欢在外游荡的人的妻子。
在外游荡的丈夫还没回来,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实在是难以独自忍受一个人的寂寞,怎堪独守!
【赏析】
诗的结构看似*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惊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
无须说,这位诗人不会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因其几*无告的孤苦呐喊,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使读者看到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虽然这种个性化的典型性,在诗人握笔之际,根本不会想到。
青青陵上柏
【原文】
青青陵上柏①,磊磊涧中石②。
人生③天地间,忽如远行客④。
斗酒⑤相娱乐,聊厚不为薄⑥。
驱车策驽马⑦,游戏宛与洛⑧。
《古诗十九首》全文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抒发了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一起来看看《古诗十九首》全文,仅供大家参考!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五言诗。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儒家的哲学意境。为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又称《文选》)而成。《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同时,《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的《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
《行行重行行》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也可写作“行行复行行”。)
《青青河畔草》之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青青陵上柏》之三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会》之四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
《西北有高楼》之五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涉江采芙蓉》之六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明月皎夜光》之七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冉冉孤生竹》之八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庭中有奇树》之九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迢迢牵牛星》之十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回车驾言迈》之十一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东城高且长》之十二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巾带,沈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驱车上东门》之十三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去者日以疏》之十四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生年不满百》之十五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凛凛岁云暮》之十六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希。徒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孟冬寒气至》之十七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詹兔缺。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注释】三五:农历十五日。四五:农历二十日。三岁:三年。灭:消失。区区:指相爱之情。
《客从远方来》之十八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明月何皎皎》之十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扬多悲风,萧萧愁*。
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赏析: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似第十三首《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这感。
《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有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表面看来,好像各自游离,而却又分明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则更有其异守崛起之势。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揭示,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这种审美心态与其艺术处理,蔚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而古人说,诗有了“兴”,则“诗这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确有至理。但话又说回来了,诗的得力之处并不能局限于比兴。哪怕开门见山,只要处理得好,也未尝不可成为佳作。开门见山,可以用叙事手法,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涉长道”而转入四顾茫茫,展开人生如寄的怅触;也还可以用足以笼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为序幕,那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去者日以疏》的开头两句了。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互为错综的这两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辅相成。天地,犹如万物的逆旅;人生,犹如百代的过客,本来就短促万分,更何况又是处于那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灾难重重的时代。死去的人岁月长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转为空虚、幻灭。新生下来的一辈,原来自己不熟悉他们,可经过一次次接触,就会印象加深。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今日之“去”,曾有过往昔之“来”;而今日之“来”,当然也会有来日之“去”。这不仅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昔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似,此外也更说明一点: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文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确宽广。他们喜爱对人生进行探索,对命运进行思考。按照这首诗的时间的逻辑顺序看来,作者应该是先写走出郭门,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怆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廖廓之想,然后再推开一笔,发挥世事代谢、岁月无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这样写,而是猛挥其雷霆万钧之笔,乍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苍苍莽莽、跨越古今、隐含着人世间无限悲欢离合之情的两句。从技巧上说是以虚带实,以虚涵实;从作者的思维定势说,则是在诗篇开头,已经凭宏观纵目,指向了人事代谢的流动性,从而针对这一“来”一“去”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
足见开头意象的如此崛起,决非偶然。说明作者在目累累邱坟时被激直的对人生的悟发有其焦灼性。作者确是为眼前图景百触目惊心。也正因为这种悟发和焦灼来自眼前的严峻生活图景以及由此而联到的、长期埋葬在诗人记忆仓库中的决象,所以这开头的涵盖性就异常广阔,气势异常充沛,思维触角轩翥不群。这正是唐代诗僧皎然说的:“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作者出了郭门以后,其所见所想,几乎无一而不与一“去”一“来”、一生一死有关。埋葬死人的“古墓”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了,然而死人也还是难保。他们的墓被*成耕地了,墓边的松柏也被摧毁而化为禾薪。人生,连同他们的坟墓,与时日而俱逝,而新的田野,却又随岁月而俱增。面对着这样的凄凉现象,面对着那一个“时”,却又偏偏是“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明诗》)、大地兵戈、生民涂炭之时,诗人对眼前一“去”一“来”的鱼龙变幻,不由引起更深的体会,而愁惨也就愈甚了。既然“来者”的大难一步逼*一步,他不能不为古今代谢而沉思;既然看到和听到白扬为劲风所吹,他不能不深感白扬之“悲”从而自伤身世。历来形容悲风,都是突出其“萧萧”声。为此,诗人不由沉浸到一种悲剧美的审美心态积淀之中而深有感发,终于百感苍茫地发出惊呼:白扬多悲风,萧萧愁*!墓前墓后的东西很多,而只归结到“白扬”;但写白扬,也只是突出了“萧萧”。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借用到这里来,却既成为悲风之声,又成为象征“地下陈死人”的像白扬树的哭泣之声。死人离开世界,是“亲者日以疏”了,然而他们的悲吟分明在耳,这就是“来者日以亲”。一“疏”一“亲”,表现在古墓代谢这一典型景象对比之中,更集中的化作为白扬的萧萧声。这结果,给予诗人的感召如何,这就不用说了。清人朱筠有云:“说至此,已可搁笔”;但他却又紧接着说:“末二句一掉,生出无限曲折来。”(《古诗十九首》)确有至理。
所谓末二句,是这样的**淡淡,但它却饱含着无限酸辛: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现看来,这两句好像游离开前文,确乎是朱筠说的“一掉”;介这一个大大的转折,却显示了诗歌的跳跃性,并非游离之笔,它和上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生如寄,代谢不居,一“去”一“来”中岁月消逝得如此迅速,那么长期作客的游子,则不能不为之触目惊心。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及早返回故乡,以期享受乱离中的骨肉团圆之乐。这时,老人该尚未因尽死而疏,而过去未曾见过的新生后辈,又复得以亲*,这将是无比美好的。不过,引人怆痛的是欲归不得,故障重重。这些故障尽管没有细说,而只是一笔带过,化为饱含着无限酸辛的二字:“无因”!但,这位凝神地谛视着满眼丘坟,冥索人生的反思自我的诗人,他的前途茫茫是可以想见的。
他只有让幻想委于空虚,把归心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大荒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也只有让长期生活无限延续下去,让还乡梦日日向枕边萦绕,让客中新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来。
在古今代谢这一个莽莽苍苍和流动不居的世界中,诗人的遭际是渺小的,然而诗人的心理时空却又非常辽阔。他把长期的游子生涯放在一“去”一“来”的时间顺流中,把异乡的“郭门”和故乡的“里闾”放在两个空间的对流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宇宙的代谢引起他主观和悟解,而诗人的焦灼又加深了景物的愁惨气氛中,耸立着一位耽于沉思的、净化了和升华了的悲剧性格的佚名诗人。就这一点说,又可以看做心灵与现实的交流。
顺流,对流,交注,一切都表明这首古诗作者,他有着炯炯双眸。他不止是“直视”丘坟,他面向的是茫茫宇宙中的奥区。他怀着愤激和焦灼的心情,进行观照和冥索。
《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下面是关于《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的内容,欢迎阅读!
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在*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 “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淡。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 字就是诗眼。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但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思,而且“绿”字又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 “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 ‘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 《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 时节忽复易。秋蝉呜树间, 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 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但诗中却说,“玉衡指孟冬”。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李善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大家知道,汉朝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但在汉武帝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十月,十月当然属于孟冬了。李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一定是汉武帝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以为,“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古人把天空分为十二个方位,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命名,而这十二个方位,又分别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旧时过年贴对联,有一个横联叫作“斗柄回寅”,意思是,北斗七星的斗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方位上了。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正月孟春,是一年的开始。既然斗柄指到寅的方位时是正月孟春,那么以此类推,当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两千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历。
然而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不同方位。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方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因此,仅仅“玉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孟冬的。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观测时间的问题。
“玉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 “孟冬”,当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节的那个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亥”的方位。在北斗七星之中,从第一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它们合起来称为“斗魁”;从第五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玉衡、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斗杓”。“杓”字读作biao(*),就是斗柄的意思。 《史记·天官书》说: “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所谓“建”,就是建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斗,则以杓——即斗柄的最后一颗星招摇——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斗首第一颗星天枢——所指的方向为依据。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节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孟秋的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申”的方位。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孟秋之月,招摇指申”。但倘若你在夜半观测呢?那时指在申位的就不是招摇,而是玉衡了。如果你在*明观测,则指在申位的又不是玉衡,而变成了天枢。北斗七星是在转的,玉衡在半夜时指着申的方位,而在后半夜到黎明这一段时间,它就逐渐转向亥的方位,也就是孟冬的方位。在这同一时间里,天枢就逐渐转向申的方位,即孟秋的方位。所以如果你在凌晨时观测,就不能再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标准,而要以天枢所指的方位为标准了。这件事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在秋天的夜空,这景象是历历可见的。
既然如此, “玉衡指孟冬”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它指的是时间而不是季节,是在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一段时间。这时候玉衡正在慢慢地离开代表孟秋的“申”的方位,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亥”的方位。夜深入静,星月皎洁,再加上“促织”、“白露”、“秋蝉”等形象的描写,就烘托出一幅寒冷、静谧的秋夜景象来。所以我以为,李善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时间观测应该以不同的星作为依据;同时又把指方位的“孟冬”解释为真的孟冬季节,这才造成了诗中所写景象与季节的矛盾。而为了解释这个矛盾,他又搬来了“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所谓“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只是把十月当成一年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史记》、《汉书》在太初之前的诸帝本纪中,每年都以冬十月为开始,虽然是一年的开始,但仍然称“冬”,仍然称 “十月”。这与夏商周之间的改历是不同的。所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汉高祖元年叙事到“春正月”的时候,曾加以注解说:“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谓建寅之月为正月也,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岁首虽异,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则相同,太初元年正历,但改岁首,未尝改月号也。”这些话足以为证,因此,李善所谓“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
既然主张《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之作的一条最有力的证据现在也被推翻,那么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我以为,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的文字是非常简单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容易引人产生联想。清代学者方东树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 处”。什么叫“天衣无缝”?就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有的诗是以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其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别好。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在*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刚才举过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诗人贾岛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 字,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坐在马背上想得入神,一下子就冲进京兆尹韩愈出行的队伍,被众人拿下送到韩面前。韩愈也是有名的诗人,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为什么“敲”字更好?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上下功夫,费尽了“推敲”。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个字是“眼”。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杜甫《羌村》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杜甫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去投奔唐肃宗。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几乎死在道路上,而在这段时间,羌村一带也被叛军占领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庄杀得鸡犬不留。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诗人终于得到机会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这种战前常见的*安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觉!如果你不读他整个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杜甫如此,陶渊明也是如此。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的。
前几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论*来的学术风气。文章说,*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感动。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急功*利,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办法得到最大的成果。这是一种堕落。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整个一生都投入进去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分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诗人?就因为没有这个结合。诗人如此,诗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诗是浑然一体的诗。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处。
除了浑成之外,《古诗十九首》另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联想。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它们对读者的感动都是事实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所作?同样一直成为一个疑问,因而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它果然是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故事吗? 还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要写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怎样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联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如果我们讲杜甫的诗,我们可以用唐朝那一段历史和杜甫的生*来做印证,多半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事情。但这个办法对《古诗十九首》不行,我们只能感觉出他有深微的意思,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来确定,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然而,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说也不一定。
刚才我引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段,其实那一段接下来还有几句:“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我不久前曾在美国西部转印的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他把刘勰这句话中“结体散文”的“散文”两个字解释为文学体裁中的“散文”。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古人没有这种用法。事实上, “结体”和“散文”是两个对称的动宾结构。“结体”,是说它构成的体式;“散文”是说它分布的文辞。刘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古诗十九首》体裁的结构和对文辞的使用,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特色是“直而不野”。也就是说,它写得很朴实,但不浅薄。我们大家都读过李白和杜甫的诗,在读过李杜的诗之后再返回来看《古诗十九首》,你就会发现:当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古诗十九首》并不像李白的诗那样给你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和感动;也不像杜甫的诗那样使你感到他真是在用力量。你会觉得,《古诗十九首》所说的都是极为普通、寻常的话,可是如果反复吟诵,就越来越觉得它有深厚的味道。而且,你年轻时读它们有一种感受;等你年岁大了再读它们,又会有不同的感受。所谓“婉转附物”的“物”,指的是物象。作者把他内心那些千回百转的感情借外在的物象表达出来,就是婉转附物。在我们*诗歌的传统里,这属于“比”和“兴”的方法。《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个特点等下一次我们看具体作品时将作更详细的介绍。什么叫“怊怅切情”呢?“怊怅”与我们现在所说“惆怅”的意思差不多,那是一种若有所失、若有所求、却又难以明白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感情,也是诗人们常常具有的一种感情。因为,凡是真正的诗人都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灵,常常有一种对于高远和完美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后天学*所得,而是他天生下来就有的。一首好诗,往往能很好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感情。“切”是切合,就是说能够表现得深刻而真切。我们都说杜甫的诗好,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假如你把你内心的感情表达得不够,那当然是失败的,可是你把你的感情夸大了,超出了实际情况,那也不是好诗。现在我们就要注意,把你内心的情意直接而且深刻地表达出来,这在*诗歌传统中属于什么方法?我以前讲过,是“赋”的方法。所以你们看,《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很成功地结合了*最传统的赋、比、兴的写作方法,因而形成了我国早期五言诗最好的代表作。
与此看法类似的还有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诗薮》中曾评论这些诗,说它们“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兴象”两个字很简单,但却代表了心与物之间的很复杂的关系,既包括由心及物的“比”,也包括由物及心的“兴”。“玲珑”在这里有贯通、穿透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感发与它的意象之间都是能够贯穿、可以打通的。“意致深婉”的意思是说,那种感情的姿态,在诗中表现得不但很深厚,而且很婉转。因此胡应麟说,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诗,不但人会被它感动,连天地和鬼神也会被它所感动。另外,刚才我还引过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其中也给了这些诗很高的评价,说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温”,就是我在前边说过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感情;“丽”,是说它们写得也很美;“悲”,是指诗中所写的那些不得意的悲慨; “远”,是说它给读者的回味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每个人看了这些诗内心都会发生震动,认为它们真是“一字千金”的好诗。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一般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往往只选其中的几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了解《古诗十九首》,真正得到诗中那种温厚缠绵的感受,只读几首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全部读下来。因为这十九首诗在风格和内容上虽然有一致性,实际上又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你会吟诵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诵,是*旧诗传统中的一个特色。我以为,它是深入了解旧诗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培养出在感发和联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当你用吟诵的调子来反复读这十九首诗的时候,你就会“涵泳其间”,也就是说,你会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被它的那种情调气氛整个儿地包围起来,从而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对古诗十九首整体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注释:
1、罗床帏:罗帐。
2、寐:入睡。
3、揽衣:犹言“披衣”,“穿衣”。揽,取。
4、旋归;回归,归家。旋,转。
5、引领:伸颈,“抬头远望”的意思。
6、裳衣:一作“衣裳”。
赏析:
如何描写人物心理,往往是小说家们醉心探讨的问题。其实,这对诗人也至关重要。我国古代抒情诗中,就有很细致很精采的心理描写,这一篇《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就突出地表现出这种艺术特点。
这首诗是写游子离愁的,诗中刻划了一个久客异乡、愁思辗转、夜不能寐的游子形象。他的乡愁是由皎皎明月引起的。更深人静,那千里与共的明月,最易勾引起羁旅人的思绪。谢庄《月赋》曰:“隔千里兮共明月。”李白《静夜思》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于这首无名氏古诗中的主人公来说,同样是这种情绪。“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当他开始看到明月如此皎洁时,也许是兴奋的赞赏的。银色的清辉透过轻薄透光的罗帐,照着这位拥衾而卧的人。可是,夜已深沉,他辗转反侧,尚未入眠。不是过于耀眼的月光打扰他的睡眠,是“忧愁不能寐”。他怎么也睡不着,便索性“揽衣”而“起”,在室内“徘徊”起来。清代朱筠评曰:“神情在‘徘徊’二字。”(《古诗十九首说》)的确,游子“看月”、“失眠”、“揽衣”、“起床”、“徘徊”这一连串的动作,说明他醒着的时间长,实在无法入睡;同时说明他心中忧愁很深。尤其是那“起徘徊”的情态,深刻地揭示了他内心痛苦的剧烈。
诗写到这里,写出了“忧愁不能寐”的种种情状,但究竟为什么“忧愁”:“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这是全诗的关键语,画龙点睛,点明主题。这两句虽是直说缘由,但语有余意,耐人寻味。“客行”既有“乐”,却又说“不如早旋归”,是因为实际上他乡作客,无乐而言。正如《相如歌·饮马长城窟行》所说:“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与相为言。”然而异乡游子又欲归不归,这是和他们所处的客观现实是密切联系着的。即如此诗的作者,大概是东汉时一个无名文人吧,在他那个时代,往往为营求功名而旅食京师,却又仕途阻滞,进很两难。这两句诗正刻划出他想归而不得归无可奈何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清代陈祚明说得好:“客行有何乐?故言乐者,言虽乐亦不如归,况不乐乎!”(《采菽堂古诗选》)朱筠也说:“把客中苦乐思想殆遍,把苦且不提,‘虽云乐’亦是‘客’,‘不如早旋归’之为乐也”(《古诗十九说》)他们是道出了此中凄凉味的。作者点出这种欲归不得的处境后,下面四句又像开头四句那样,通过主人公的动作进一步表现他心灵最深层的痛苦。前面写到“揽衣起徘徊”,尚是在室内走走,但感到还是无法排遣心中的烦闷,于是他走出户外了。然而,“出户彷徨”,半夜三更,他像梦游似的,独自在月下彷徨,更有一阵孤独感袭上心头。“愁思当告谁?”正是这种“独”、这种“彷徨”的具体感受了。古乐府《悲歌》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于是诗人情不自禁地向千里之外的故乡云树引领而望,可是又不可能获得“可以当归”的效果,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失望。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折磨了,他又回到室内去。从“出户”到“入房”,这一出一入,把游子心中翻腾的愁情推向顶点,以至再也禁不住“泪下沾裳衣”了。
全诗共十句,除了“客行”二句外,所描写的都是极其具体的行动,而这些行动是一个紧接着一个,是一层深似一层,细致地刻画了游子欲归不得的心理状态,手法是很高明的。清代张庚分析诗中主人公的心理发展层次说:“因‘忧愁’而‘不寐’,因‘不寐’而‘起’,因‘起’而‘徘徊’,因‘徘徊’而‘出户’,既‘出户’而‘彷徨’,因彷徨无告而仍‘入房’,十句中层次井井,而一节紧一节,直有千回百折之势,百读不厌。”
一首短小的抒情诗,能够细致地表现如此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在我国古诗中是不多见的。俄国有一位大作家屠格涅夫,是擅长于心理描写的,但是他的心理描写,大都是对人物心理的一些说明,有时不免使人感到沉闷和厌烦。而这首古诗,却没有这个毛病,它是通过人物的自我意识活动来表现的,通过由意识而诱发的行动来表现的,具有文学的形象形。而且更把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揉合在一起,富有抒情诗的特质,这种艺术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
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
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
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
愿得长巧笑,携手同车归。
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
亮无展风翼,焉能凌风飞?
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
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赏析:
此凡二十句,支、微韵通押,一韵到底。诗分五节,每节四句,层次分明。
惟诗中最大问题在于:一、“游子”与“良人”是一是二?二、诗中抒情主人公即“同袍与我违”的“我”,究竟是男是女?三、这是否一首怨诗?答曰:一、上文的“游子”即下文之“良人”,古今论者殆无异辞,自是一而非二。二、从全诗口吻看,抒情主人公显为闺中思好,是女性无疑。但第三个问题却有待斟酌。盖从“游子无寒衣”句看,主人公对“游子”是同情的;然而下文对良人又似怨其久久不归之意,则难以解释。于是吴淇在《选诗定论》中说:“前四句俱叙时,‘凛凛’句直叙,‘蝼蛄’句物,‘凉风’句景,‘游子’句事,总以叙时,勿认‘游子’句作实赋也。”其间盖认定良人不归为负心,主人公之思极而梦是怨情,所以只能把“游子”句看成虚笔。其实这是说不通的。盖关四句实际上完全是写实,一无虚笔;即以下文对“良人”的态度而论,与其说是“怨”,宁说因“思”极而成“梦”,更多的是“感伤”之情。当然,怨与伤相去不过一间,伤极亦即成怨。但鄙意汉代文人诗已接受“诗都”熏陶,此诗尤得温柔敦厚之旨,故以为诗意虽忧伤之至而终不及于怨。这在《古诗十九首》中确是出类拔萃之作。一篇第一层的四句确从时序写起。岁既云暮,百虫非死即藏,故蝼蛄夜鸣而悲。“厉”,猛也。凉风已厉,以己度人,则游子无御寒之衣,彼将如何度岁!夫凉风这厉,蝼蛄之鸣,皆眼前所闻见之景,而言“率”者,率,皆也,到处皆然也。这儿天冷了,远在他乡的游子也该感到要过冬了,这是由此及彼。然后第二节乃从游子联想到初婚之时,则由今及昔也。“锦衾”二句,前人多从男子负心方面去理解。说得最明白的还是那个吴淇。他说:“言洛浦二女与交甫,素昧*生者也,尚有锦衾之遗;何与我同袍者,反遗我而去也?”“锦衾”句只是活用洛水宓妃典故,指男女定情结婚;“同袍”出于《诗经·秦风·无衣》,原指同僚,旧说亦指夫妇。窃谓此二句不过说结婚定情后不久,良人便离家远去。这是“思”的起因。至于良人何以远别,诗中虽未明言,但从“游子寒无衣”一句已可略窥端倪。在东汉末叶,不是求仕便是经商,乃一般游子之所以离乡北井之主因。可见良人之弃家远游亦自有其苦衷。朱筠《古诗十九首》云:“至于同袍违我,累夜过宿,谁之过欤?”意谓这并非良人本意,他也不愿离家远行,所云极是。惟游子之远行并非诗人所要表白的风客,读者亦无须多伤脑筋去主观臆测。
自“独宿”以下乃入相思本题。张庚《古诗十九首》云:“‘独宿’已难堪矣,况‘累长夜’乎?于是情念极而凭诸‘梦想’以‘见’其‘容辉’。‘梦’字下粘一‘想’字,极致其深情也,又含下恍惚无聊一段光景。”正惟自己“独宿”而累经长夜,以见相别之久而相爱之深也(她一心惦记着他在外“寒无衣”,就是爱之深切的表现。),故寄希望于“梦想见容辉”矣。这一句只是写主人公的主观愿望,到下一节才正式写梦境。后来范仲淹写《苏幕遮》词有云:“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虽从游子一边着笔实从此诗生发演绎而出。
第三节专写梦境。“惟”,思也;“古”,故也。故欢,旧日欢好。梦中的丈夫也还是殷殷眷恋着往日的欢爱,她在梦中见到他依稀仍是初来迎娶的样子。《礼记·婚义》:“降,出御归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又《郊特性》:“婿亲御授绥,亲之也。”“绥”是挽以登车的索子,“惠前绥”,指男子迎娶时把车绥亲处递到女子手里。“愿得”两句有点倒装的意思,“长巧笑”者,女为悦己者容的另一说法,意谓被丈夫迎娶携手同车而归,但愿此后长远过着快乐的日子,而这种快乐的日子乃是以女方取悦于良人赢得的。这是梦中景,却有现实生活为基础,盖新婚的经历对青年男女来说,长存于记忆中者总是十分美好的。可惜时至今日,已成为使人流连的梦境了。
第四节语气接得突兀,有急转直下的味道,而所写却是主人公乍从梦境中醒来那种恍恍惚惚的感受,半嗔半诧,似寤不迷。意思说好梦不长,良人归来既没有停留多久(“不须臾”者,犹现代汉语之“没有多久”、“不一会儿”),更未在深闺中(所谓“重闱”)同自己亲昵一番,一刹那便失其所在。这时才憬然惊察,原是一梦,于是以无可奈何的语气慨叹首:“只恨自己没有晨风一样的双翼,因此不能凌风飞去,追寻良人的踪迹。”“晨风”,鸟名,鸇属,飞得最为迅疾,最初见于《毛诗》,而《十九首》亦屡见。这是百无聊赖之辞,殆从《诗·邶风·柏舟》“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语意化出,妙在*于说梦话,实为神来之笔,而不得以通常之比兴语视之也。
前人对最末一节的前两句略有争议。据胡克家《文选考异》云:“六臣本校云:‘善(指李善注本)无此二句。’此或尤本校添。但依文义,恐不当有。”这两句不惟应当有,而且有承上启下之妙用,正自缺少不得。“适意”亦有二解,一种是适己之意。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云;“眄睐以适意,犹言远望可以当归,无聊之极思也。”另一种是指适良人之意,如五臣吕延济及吴淇《选诗定论》之说大抵旨谓后者。应解作适良人之意较好。此承上文“长巧笑”意,指梦中初见良俚的顾盼眼神,亦属总结上文之语。盖梦中既见良人,当然从眼波中流露了无限情思,希望使良人欢悦适意;不料稍留即逝,梦醒人杳,在自己神智渐渐恢复之后,只好“引领遥相睎”,大有“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杜甫《梦李白》)的意思,写女子之由思极而梦,由暂梦而骤醒,不惟神情可掬,抑且层次分明。最终乃点出结局,只有“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了,而全诗至此亦摇曳而止,情韵不匮。这后四句实际是从眼神作文章,始而“眄睐”,继而“遥睎”,终于“垂涕”,短短四句,主人公感情的变化便跃然纸上,却又写得那么质朴自然,毫无矫饰。《十九首》之神理全在此等处,真令读者掩卷后犹存遐思也。
从来写情之作总离不开做梦。《诗》、《骚》无论矣,自汉魏晋唐以迄宋元明清,自诗词而小说戏曲,不知出现多少佳作。甚至连程砚秋的个人本戏《春闺梦》中的关目与表演,都可能受此诗的影响与启发。江河万里,源可滥觞,信然。
《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
注释:
1、促织:蟋蟀。
2、玉衡: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五至七星。北斗七星形似酌酒的斗:第一星至第四星成勺形,称斗魁;第五星至第七星成一条直线,称斗柄。由于地球绕日公转,从地面上看去,斗星每月变一方位。古人根据斗星所指方位的变换来辨别节令的推移。孟冬:冬季的第一个月。这句是说由玉衡所指的方位,知道节令已到孟冬(夏历的七月)。
3、历历:分明貌。一说,历历,行列貌。
4、易:变换。
5、玄鸟:燕子。安适:往什么地方去?燕子是候鸟,春天北来,秋时南飞。这句是说天凉了,燕子又要飞往什么地方去了?
6、同门友:同窗,同学。
7、翮(合):鸟的羽茎。据说善飞的鸟有六根健劲的羽茎。这句是以鸟的展翅高飞比喻同门友的飞黄腾达。
8、“弃我”句是说,就象行人遗弃脚印一样抛弃了我。
9、南箕:星名,形似簸箕。北斗:星名,形似斗(酌酒器)。
10、牵牛:指牵牛星。轭:车辕前横木,牛拉车则负轭。“不负轭”是说不拉车。这二句是用南箕、北斗、牵牛等星宿的有虚名无实用,比喻朋友的有虚名无实用。
11、盘石:同“磐石”,大石。
赏析:
此诗之开篇“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读者可以感觉到诗人此刻正浸染着一派月光。这是的皎洁的月色,蟋蟀的低吟,交织成一曲无比清切的夜之旋律。再看夜空,北斗横转,那由“玉衡”(北斗第五星)、“开阳”、“摇光”三星组成的斗柄(杓),正指向天象十二方位中的“孟冬,闪烁的星辰,更如镶嵌天幕的明珠,把夜空辉映得一片璀璨。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包括那披着一身月光漫步的诗人。但是“此刻”究竟是什么时辰:“玉衡指孟冬”。据金克木先生解说,“孟冬”在这里指的不是初冬节令(因为下文明说还有“秋蝉”),而是指仲秋后半夜的某个时刻。仲秋的后半夜——如此深沉的夜半,诗人却还在月下踽踽步,确实有些反常。倘若不是胸中有着缠绕不去的忧愁,搅得人心神不宁,谁也不会在这样的时刻久久不眠。明白了这一层,人们便知道,诗人此刻的心境非但并不“美好”,简直有些凄凉。由此体味上述四句,境界就立为改观——不仅那皎洁的月色,似乎变得幽冷了几分,就是那从“东璧”下传来的蟋蟀之鸣,听去也格外到哀切。从美好夜景中,抒写客中独步的忧伤,那“美好”也会变得“凄凉”的,这就是艺术上的反衬效果。
诗人默默无语,只是在月光下徘徊。当他踏过草径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什么:“白露沾野草。朦胧的草叶上,竟已沾满晶莹的露珠,那是秋气已深的征兆——诗人似*直到此刻才感觉到,深秋已在不知不觉中到来。时光之流驶有多疾速呵!而从那枝叶婆婆的树影间,又有时断时续的寒蝉之流鸣。怪不得往日的燕子(玄鸟)都不见了,原来已是秋雁南归的时节。“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意谓:这些燕子又将飞往哪里去呢?这就是诗人在月下所发出的怅然问叹。这问叹似乎只对“玄鸟”而发,实际上,它又是诗人那充满失意的怅然自问。从下文可知,诗人之游宦京华已几经寒暑。而今草露蝉鸣、又经一秋,它们在诗人心上所勾起的,该是流离客中的惆怅和凄怆。以上八句从描述秋夜之景入笔,抒写诗人月下徘徊的哀伤之情。适应着秋夜的清寂和诗人怅惘、失意之感,笔触运得轻轻的,色彩也一片渗白;没有大的音响,只有蟋蟀、秋蝉交鸣中偶发的、诗人那悠悠的叹息之声。当诗人一触及自身的伤痛时,情感便不兔愤愤起来。诗人久滞客中,在如此夜半焦灼难眠,那是因为他曾经希望过、期待过,而今这希望和期待全破灭了。“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在诗人求宦京华的蹉跎岁月中,和他携手而游的同门好友,先就举翅高飞、腾达青云了。这在当初,如一道灿烂的阳光,把诗人的前路照耀得五彩缓纷。他相信,“同门”好友将会从青云间垂下手来,提携自己一把;总有一天,他将能与友人一起比翼齐飞、邀游碧空。但事实却大大出乎诗人预料,昔日的同门之友,而今却成了相见不相认的陌路之人。他竟然在*步青云之际,把自己当作走路时的脚迹一样,留置身后而不屑一顾了。“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这毫不经意中运用的妙喻,不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同门好友“一阔脸就变”的卑劣之态,同时又表露了诗人那不谙世态炎凉的惊讶、悲愤和不*。全诗的主旨至此方才揭开,那在月光下徘徊的诗人,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被同门好友所欺骗、所抛弃的落魄者。在他的背后,月光印出了静静的身影;而在头顶上空,依然是明珠般闪烁的“历历”众星。当诗人带着被抛弃的余愤怒仰望星空时,偏偏又瞥见了那名为“箕星”、“斗星”和“牵牛”的星座。正如《小雅·大东》所说的:“维南有箕,不可以颠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车)”。它们既不能颠扬、斟酌和拉车,还要取这样的名称,真是莫大的笑语。诗人顿时生出一股无名的怨气,指点着这些徒有虚名的星座大声责问起来:“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扼!”突然指责起渺渺苍穹中的星星,好像太奇怪了,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诗人心中实在有太多的苦闷,这苦闷无处发泄,不拿这些徒其虚名的星星是问,已经无人客问。然而星星不语,只是狡黠地眨着眼,它们仿佛是在嘲笑:“你自己又怎么样呢?不也担着‘同门友’的虚名,终于被同门之友抛弃了吗?”——“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想到当年友人怎样信誓旦旦,声称着同门之谊的“坚如盘石”;而今“同门”虚名犹存,“盘石”友情不在。诗人终于仰天长叹,以悲愤的感慨收束了全诗。这叹息和感溉,包含了诗人那被炎凉世态所欺骗、所愚弄的无比伤痛和悲哀。
抒写这样的伤痛和悲哀,本来只用数语即可说尽。此诗却偏从秋夜之景写起,初看似与词旨全无关涉,其实均与后文的情感抒发脉络相连:月光笼盖悲情,为全诗敷上了凄清的底色;促织鸣于东壁,给幽寂增添了几多哀音;“玉衡指孟”点明夜半不眠之时辰,“众星何历历”暗伏箕、斗、牵牛之奇思;然后从草露、蝉鸣中,引出时光流驶之感,触动同门相弃之痛;眼看到了愤极“直落”、难以控驭的地步,“妙在忽蒙上文‘众星历历’,借箕、斗、牵牛有名无实,凭空作比,然后拍合,便顿觉波澜跌宕”(张玉谷《古诗赏析》)。这就是《明月皎夜光》写景抒愤上的妙处,那感叹、愤激、伤痛和悲哀,始终交织在一片星光、月色、螺蜂、蝉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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