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背景

沁园春长沙的时代背景

沁园春长沙的时代背景

　　《沁园春·长沙》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抒写出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统治者，改造旧*的豪情壮志。

　　写作背景：

　　《沁园春·长沙》这首词作于1925年12月。当时的*时年33岁。一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八月从韶山到长沙，九月*在广州参与*“二大”的筹备工作，十月被推选为*代理宣传部长。在长沙逗留期间重游橘子洲，面对湘江上美丽动人的自然秋景，联想起当时的革命形势，便以“长沙”为题写下了这首《沁园春·长沙》。

　　原文：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译文：

　　在深秋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独自伫立在橘子洲头，眺望着湘江碧水缓缓北流。看万千山峰全都变成了红色，一层层树林好像染过颜色一样，江水清澈澄碧，一艘艘大船乘风破浪，争先恐后。鹰在广阔的天空飞，鱼在清澈的水里游，万物都在秋光中争着过自由自在的生活。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宇宙，（千万种思绪一齐涌上心头）我要问：这苍茫大地的盛衰兴废由谁来决定主宰呢？

　　回想过去，我和我的同学，经常携手结伴来到这里游玩。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那无数不*凡的岁月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头。同学们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大家踌躇满志，意气奔放，正强劲有力。评论国家大事，写出这些激浊扬清的文章，把当时那些军阀官僚看得如同粪土。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在江水深急的地方游泳，那激起的浪花几乎挡住了疾驰而来的船。

　　赏析：

　　这首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提出了“谁主沉浮”的问题，抒发了对中华民族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在1925年秋写的《沁园春。长沙》，意思是正值青年朋友意气风发。当时在*同志离开湖南前往当时革命活动的中心广州时所写的，*同志从1911年到1925年，曾数度在长沙学*、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在这峥嵘岁月里，作者和他的同学蔡和森、何叔衡等立志救国的知识青年，正值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热情奔放，面对万山红遍的美景，他们既赞叹锦绣河山的壮美，又悲愤大好河山的沉沦。于是，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抨击黑暗，宣扬真理，鄙视当时的“万户侯”——军阀如粪土，这一段描写形象地概括了青年时期的*和其战友雄姿英发的战斗风貌和豪迈气概。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点明了时间、地点和特定的环境。大意是：在深秋的季节，我独自一人站在橘子洲头，望着江水日夜不息地向北奔流。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一个“看”字，总领七句，描绘了独立橘子洲头所见到的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大意是：远望群山，重重叠叠的树林点染如画；*看满江的秋水碧绿清澈，无数船只争相行驶。仰视，雄鹰在天空中展翅高飞；俯看，鱼儿在江水中轻快地畅游。宇宙中的万物都在秋天里生气勃勃地自由舒展、蓬勃生长。诗人从山上、江面、天空、水底选择了几种典型景物进行描写，远*相间，动静结合，对照鲜明。这七句，为下面的抒情提供了背景，烘托了气氛。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面对这一派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诗人思绪万端，不禁问道：广阔无垠的大地呀，谁才是主宰你消长兴衰命运的真正主人呢？这一问道出了诗人的雄心壮志，表现了他的博大胸怀。

　　上阕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湘江寒秋图，并即景抒情，提出了苍茫大地应该由谁来主宰的问题。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大意是：就在这橘子洲上，曾经和许多革命战友聚会、游赏，度过了一段不*凡而有意义的岁月。诗人从上片的独往旧地重游，自然引起对往昔生活的回忆。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一个“恰”字，统领七句，形象地概括了早期革命者雄姿英发的战斗风貌和豪迈气概。大意是：那时候，同学们正当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激情奔放，敢说敢做，革命斗志十分旺盛。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指点评论，经常在一起评论国家大事，写出激浊扬清的文章，把主宰一方的军阀统治者看得如粪土一般。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中流”，江水中间。“击水”，作者曾自注：“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见《*诗词鉴赏辞典》）遏，遏止，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是游泳激起的波浪，几乎把飞快行驶的船只都阻挡住了；一种认为“浪遏飞舟”是“到中流击水”的条件。如果按照后一种理解，这三句大意是：还记得吗？当年我们一同到江心游泳，尽管风浪巨大，连船只行进也很困难，但我们这些人却以同汹涌的急流拼搏为乐。这里以设问结尾，实际上是对“谁主沉浮”的巧妙回答。

　　下阕回忆了往昔峥嵘岁月，表现了诗人和战友们为了改造旧*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壮志豪情，形象含蓄地给出了“谁主沉浮”的答案：主宰国家命运的，是以天下为己任、蔑视*统治者、敢于改造旧世界的革命青年。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背景介绍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背景介绍

　　引导语：陶渊明出生在没落的官宦家庭，父亲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四年后母亲也离开人世。陶渊明和妹妹就寄住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杰出的名士，对陶渊明的影响非同一般，下面是有关他的详细的生活的时代背景介绍，欢迎大家阅读详细了解。

　　陶渊明时代背景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背景是西晋王室后裔在南方组织建立起了一个规模较小的朝廷，这个朝廷就是东晋王朝。东晋王朝虽然作为一个朝代记录在史册中，但是东晋王朝的统治范围非常的小，管辖区仅限于江南地方的半壁江山。在东晋王朝年间，北方的统治权一直是由赵国及前秦人等统治者掌管的。国家呈现分裂的状态，这个分裂的状态一直延续了两个朝代：东晋、南北朝时期，前后分裂的时间为三百年。

　　公元前316年，西晋王朝在西晋帝司马邺被俘下宣告终结。西晋灭亡，但仍有亡国奴不甘心，想恢复西晋王朝。他们在各个地区积极活动，为恢复西晋时刻准备着。公元前317年，在南渡过江的西晋遗臣江南及中原氏族共同拥戴下，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都城称帝为王，史称晋元帝，国家的国号仍旧是晋。由于建国帝都位于江南西晋的东侧，所以史称东晋

　　陶渊明时代背景经历了东晋王朝，又迎来了南北朝。这两个王朝所属年代的国家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分裂。在东晋至南北朝时期，*一直都是分裂的局面，没有得到完整的统一。

　　停云 陶渊明

　　《停云》是陶渊明所作的一首四言古诗，整首诗歌分为序与四章内容，诗歌的主题正如序中所写的“思亲友也”那样，整首诗主要抒发了作者陶渊明对自己好友的深深思念之情，同时表达了对世道的担忧。

　　《停云》这首古诗大约创作于晋安帝元兴三年的春天，陶渊明安闲居住在家乡浔阳柴桑时期，整首诗除了序之外，共有四章内容。《停云》的短序主要是讲明了陶渊明创作这首诗的目的，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创作《停云》这首诗时所处的环境，以及描述了创作时陶渊明的心情。而《停云》的四章内容则反复表达了陶渊明对好友的深切思念。

　　“停云”这两个字其实只是陶渊明从古诗的首句古诗中选取出来作为诗歌题目，实际上与古诗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诗歌的内容就是序中所写到的“思亲友也”那般，主要描写的就是对好友的思念。诗中采用了古代诗歌常用的技巧比兴以及复沓这种艺术表现手法，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烘托无法与三两好友边饮着美酒边愉快聊天的感慨和失落，借此抒发陶渊明对好友们深深的思念之情。除此之外，陶渊明还借助“八表同昏”、“*路伊阻”、“*陆成江”等诗句表达了他对当下世道的关怀与担忧。

　　总之，《停云》这首四言古诗是陶渊明为他思念亲戚好友而作的，从内容安排上以及古诗的写作手法上都可以看出这又是陶渊明的佳作。

　　幽兰 陶渊明

　　《幽兰》是陶渊明的又一诗作，作品全名为《饮酒·幽兰生前庭》。《幽兰》是非常有名的陶渊明的组诗《饮酒》中的其中一首。这首诗创作于陶渊明厌恶黑暗无比的官场后辞官归隐的时候。诗歌主要展现了作者陶渊明淡泊名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与安贫乐道的生活取向。

　　陶渊明把酒南山

　　《幽兰》这首诗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来自幽静偏僻地方的兰花在院子中生长，蕴含着非常浓郁的芳香气息等待着清微的风的到来。清风不经意地轻轻吹来，带来兰花独特的芳香，能够立即从萧艾等杂草中辨别出来。一直向前行走不停歇会使人找不到来时的路，顺着前进的道路一直走下去或许才能走通。等到醒悟到应该回去的时候，飞鸟消失了，优良的弓箭也没有了用途。

　　诗中将人的高贵品质比作兰花，暗示应该像兰花那般保持高尚的品格，展现了陶渊明不随波逐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诗中还将没了用途的弓箭比喻完成大业后无用了的良将功臣，表达了作者对当下时局的怨愤。

　　陶渊明的这首《幽兰》虽然是《饮酒》这组诗中的一首，而《饮酒》是陶渊明在辞官隐退后每每喝醉酒后诗兴大发所创作的，但是在《幽兰》这首诗中却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酒，在诗中只能看到兰花生长开放的田园场景以及陶渊明对于当下政治局势的不满，整首诗可以说是有酒的意味，就算没有酒也能让人沉醉其中。

　　陶渊明的一生

　　陶渊明(前365年—前427年)，又名陶潜，字元亮，浔阳(位于今江西省九江西南)人。东晋伟大的诗人、散文家和辞赋家，*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亦是文学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后世称靖节先生。著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出生在没落的官宦家庭，父亲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四年后母亲也离开人世。陶渊明和妹妹就寄住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杰出的名士，对陶渊明的影响非同一般。陶渊明自小就*得琴棋书画，才华横溢，颇有外祖父的风范。

　　陶渊明长到二十岁时，就开始了游宦生涯。在这期间，曾担任过江州祭酒、主簿、镇军将军。彭泽令等职位。陶渊明在官宦与田园生活之间游荡了十多年，三番两次出仕、辞官，又出仕。在这反复无常的日子里，陶渊明一心想施展抱负展示宏图伟愿，另一方面又想念舒适的田园生活。经历了内心纠结的斗争，最终放弃厌恶了官场的黑暗奸诈，选择一心向往追求安逸舒适的田园生活。

　　前405年，陶渊明最后一次任命的职位是彭泽令。在程氏妹的去世后，陶渊明著作了《归去来兮辞》，表明了他辞官归隐田园生活的心愿。写完这首辞赋后，陶渊明就毅然辞官，回归于农田生活，一直到去世。在归隐田间生活期间，陶渊明著作了五首《归园田居》、十二首《杂诗》等诗歌。在病重清醒之际，还著作了《拟挽歌辞》。

　　陶渊明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绝伦的诗词歌赋及散文。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他的诗文。陶渊明的诗歌中所展现出来的淡泊名利、安贫乐道以及不愿与那些热衷于利益的尘世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都对后人起到了一定的模范和教育作用，但是陶渊明那般辞官隐退的避世态度也给后世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陶渊明所引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即使诸多著名的伟大诗人也曾受到他的影响。唐代著名世人李白不愿巴结奉承权贵的自尊不屈与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唐朝诗人高适也曾想要学*陶渊明辞官归隐山林的做法，远离世俗利益。不仅如此，陶渊明的诗歌也给后人带去了精神支持与鼓舞。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与清朝诗人龚自珍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陶渊明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因他而得到的感悟。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显示了他对于桃花源的向往，而他的桃花源社会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世中有不少文人学者对陶渊明提出的桃花源社会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对此种社会的向往与歌颂。就例如著名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经用自己的作品对那般安定和谐的桃花源社会表示赞赏，而对与之相反的现实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感慨。

　　陶渊明在给后世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他那舍弃所有归隐山林，逃避现实的态度也给后世之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后世中颇为有名的诗人白居易曾在晚年退隐山林，而在那期间他非常喜爱陶渊明以及他的诗歌，但实际上那只是他在超脱世俗的陶渊明那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罢了。

　　引导语：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我们通过下文了解他所处的东晋的社会背景是如何的呢?

　　诗人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是怎样的社会背景

　　一、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二、他的社会背景：陶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6] )，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东晋王朝(公元317年—公元420年)是由西晋王室后裔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小朝廷，虽然在今天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朝代，写进*的古代历史，但事实上东晋的统治范围却仅限于江南的半壁河山，在此期间，*北方一直由赵、前秦等外族统治者控制，并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两个时代——东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时间。

　　公元三一六年，西晋的末代皇帝司马邺被俘，宣告了西晋的灭亡，但一些晋朝的旧臣并不甘心亡国的命运，仍在全国各地积极活动，准备恢复晋朝的统治。三一七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氏族与江南氏族的拥护下，在建康称帝，国号仍为晋，司马睿是为晋元帝，因其继西晋之后偏安于江南，故史家称之为东晋。

　　由于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中原名门望族与江南的土居氏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中原氏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南方土居氏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氏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氏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公元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公元三八五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 公元三九八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瘐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39年)。信奉五斗米教的孙恩趁民心骚动，于东方起事。他们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就发展到数十万人，后被晋将谢琰、刘牢之击溃逃至海岛之上，直至公元四零二年，才被彻底消灭。这次起义大大削弱了晋朝的力量，桓玄便借此机会发兵攻占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此时晋朝的四大家族中的谢、王、瘐三家已相继衰落，唯一有实力与桓玄对抗的只有在对抗孙恩起义时才发展起来的实力人物——刘裕。 于是，刘裕率众击败桓玄，推恭帝司马德文即位，名义上恢复了晋王朝的统治，但实权却完全掌握在刘裕自己手中。公元四二零年，刘裕废晋恭帝，建立了宋国，结束了东晋的统治。

　　东晋虽然偏安于江南，但在历代帝王在位的时候都希望收复北方的国土。其中以王、谢、桓、庾四大家族为主的北伐，在东晋时曾进行过多次，在其中也不乏名将的指挥。公元三一一年，大将祖逖出兵收复河北，但后因受到朝廷的排斥忧郁而死，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公元三八三年，谢安在淝水之战中击败苻坚后，立即使其弟进军北方，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取得了东晋北伐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由于东晋安于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另外，自曹魏以来，*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东晋在江南建国的同时，*的北方则为鲜卑、羌等少数民族控制着，在历史称之为“五胡十六国”。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们更多的接触到华夏文化，使之与汉民族逐渐发展为同一生活*惯的民族，进而被汉族融合。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北方大体已形成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形式，使*正式成为具有相似生活*惯的多民族国家。

　　东晋自晋元帝司马睿建国共历十一帝，前后一百零三年。在此期间，*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到东晋灭亡之后，这种状态一直未能得到改变，随之到来的是另一个分裂时期——南北朝时期。

臧克家写老马的时代背景

臧克家写老马的时代背景

　　《老马》这首诗从表面上看，写的是一匹负重受压、苦痛无比、在鞭子的抽打之下，不得不向前挣扎的老马，实际上写的是受苦受难的旧社会的农民。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臧克家写老马的时代背景，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作于1932年的《老马》运用象征手法，以马喻人，对那个时代劳动民众的悲苦命运作了形象的写照。《有的人》作于1949年11月，它以富于哲理的诗句，对鲁迅精神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这首诗塑造了老马的形象，从整体上把握可知：一、诗人是以马喻人，；二、从内容看“它横竖不说一句话”“它把头沉重地垂下”“它有泪只往心里咽”，这些句子所描绘的形象是在“忍受”而不是“挣扎”，它是灾难深重的旧*人民悲惨形象的真实写照

　　笔者及写作背景。

　　臧克家，出生于山东诸城县的农村，从小熟悉农村，热爱农民，所以他的诗篇多为歌唱农村之作。1933年《烙印》出版，翌年又出版《罪恶的黑手》。这正是“现代派”颓废诗风遭到读者厌弃的时候，减克家的描写农民形象和乡村景色的诗篇为诗坛吹来一阵清新的'风，因此立刻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和重视，并且为新诗反映农村生活开拓了崭新的天地。

　　《老马》写于1932年，是臧克家诗集《烙印》中流传广泛、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作者曾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对蒋介石*全盘否定，而对于革命的前途，觉得十分渺茫。生活是苦痛的，心情是沉郁而悲愤的。”作者亲眼看到了一匹命运悲惨令人同情的老马，不写出来，心里就有一种压力。通过赏析这首诗，我们能够更具体地感受到减克家30年代新诗创作的成就和特色。

　　内容大意。

　　《老马》简短八句，塑造了一个不堪重负的老马的悲惨形象。

　　第1节，写装车。

　　前两句的“总得”与“横竖”相呼应，侧面表现出主人贪婪、残忍，让老马超负荷运载，同时也写出老马倔强、坚忍的性格，把一腔悲愤深埋在心里。后两句实写装车，一个“扣”字，一个“重”字，把老马负重受压的惨状刻画得极为生动、深刻，主人的冷酷，老马的痛苦，都包含在其中了。

　　第2节，写扬鞭出发。前两句是虚写，刻画老马的悲愤而又无望的心理。后两句写实，“一道鞭影”，活现出主人的凶狠、无情。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在“前面”等待老马的又是什么呢？诗人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对《老马》这首诗，臧克家曾说：“写老马就是写老马本身，读者如何理解，那是读者的事，见仁见智，也不全相同。”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下面为大家收集了古诗十九首，一起来看看吧！

　　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之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夫。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之三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之四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

　　之五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之六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之七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

　　千里结远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注释：

　　1、冉冉：柔弱貌。

　　2、泰山：即“太山”，犹言“大山”，“高山”。阿：山坳。这两句是说，柔弱的孤竹生长在荒僻的山坳里，借喻女子的孤独无依。

　　3、为新婚：指订婚，非出嫁。

　　4、菟丝：一种旋花科的蔓生植物，女子自比。女萝：一说即“松萝”，一种缘松而生的蔓生植物；以比女子的丈夫。这句是说二人都是弱者。

　　5、宜：适当的时间。这两句是说，菟丝及时而生，夫妇亦当及时相会。

　　6、悠悠：遥远貌。山陂：山坡。这二句是说路途遥远，结婚不易。

　　7、轩车：有篷的车。这里指迎娶的车。这二句是说，路远婚迟，使她容颜憔悴。

　　8、蕙、兰：两种同类香草。女子自比。

　　9、含英扬光辉：花含苞待放。英，犹“花”。

　　10、萎：枯萎，凋谢。这四句是说，蕙兰过时不采，它将随着秋草一同枯萎了。这是对婚迟的怨语。

　　11、亮：同“谅”，料想。

　　12、贱妾：女子谦称。这两句是说，君想必守志不渝，我又何苦自艾自怨。这是*之词。

　　赏析：

　　此诗或云是婚后夫有远行，妻子怨别之作。然细玩诗意，恐不然。或许是写一对男女已有成约而尚未成婚，男方迟迟不来迎娶，女方遂有种种疑虑哀伤，作出这首感情细腻曲折之诗。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竹而曰“孤生”以喻其孑孑孤立而无依靠，“冉冉”是柔弱下垂的样子。这是女子的自喻。“泰山”即“太山”，大山之意。“阿”是山坳。山是大山，又在山阿之处，可以避风，这是以山比喻男方。《文选》李善注曰：“结根于山阿，喻妇人托身于君子也。”诚是。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和女萝是两种蔓生植物，其茎蔓互相牵缠，比喻两个生命的结合。《文选》五臣注：“兔丝女萝并草，有蔓而密，言结婚情如此。”从下文看来，兔丝是女子的自喻，女萝是比喻男方。“为新婚”不一定是已经结了婚，正如清方廷珪《文选集成》所说，此是“媒妁成言之始”而“非嫁时”。“为新婚”是指已经订了婚，但还没有迎娶。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这还是以“兔丝”自喻，既然兔丝之生有一定的时间，则夫妇之会亦当及时。言外之意是说不要错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从这两句看来，男方所在甚远，他们的结婚或非易事。这女子曾企盼着，不知何时他的车子才能到来，所以接下来说：“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这首诗开头的六句都是比，这四句改用赋，意尽旨远，比以上六句更见性情。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四句又用比。蕙和兰是两种香草，用以自比。“含英”是说花朵初开而未尽发。“扬光辉”形容其容光焕发。如要采花当趁此时，过时不采，蕙兰亦将随秋草而凋萎了。这是希望男方趁早来迎娶，不要错过了时光。唐杜秋娘《金缕衣》：“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与此两句意思相*。

　　最后二句“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张玉谷说：“代揣彼心，自安己分。”诚然。这女子的疑虑已抒写毕尽，最后遂改为自我安慰。她相信男方谅必坚持高尚的节操，一定会来的，那么自己则不必怨伤。

红军长征的时代背景原因是什么

80多年前，四路红军相继撤离苦心创建经营的苏区，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完成了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力量的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间奇迹。那么，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下面一起来看看具体的原因。

红军长征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危机、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情况下发生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的开始。1932年，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进一步加快侵华步伐。1933年春，日军相继攻占山海关、热河，并侵占长城以北沿线部分地区，锋芒直指*津。日军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一再对日妥协，不断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1933年4月6日，蒋介石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宣称：“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在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下，“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相继以失败告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国人不满和舆论谴责，甚至遭到了*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一篇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然后日本“一刀一刀的割去”。

在广东的*中央委员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今日事势，舍抵抗而外，实无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切实进行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随后收复了察哈尔省全部失地。

正当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驻福建的*第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利和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帮助和加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尽管有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长征前的中国，民族危机依然日益严重，合作抗日似乎遥不可及。

在日本加紧侵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高举着抗日旗帜的*，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进一步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

他们虽然主张抗日，但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发生分化，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排斥一切上层分子、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他们武断地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为此，他们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反对红军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主张实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在这种进攻战略下，他们反对必要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等等。在军队建设上，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改造红军”的措施：一、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改组各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机关;二、取消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强化政治委员个人决定作用;三、取消红军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强调红军的任务仅限于打仗;四、反对红军必要的游击性，片面强调正规化，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王明“左”倾错误推行的恶果，是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和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军遭受惨重损失，部队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改变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格局，影响了其他苏区，使长征由局部演变为全局性的战略转移。

两大危机，考验着濒临绝境的*和红军，以谋生存、图发展为主旨的长征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展开。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而又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均速度，可说*乎奇迹。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万里;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

《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下面是关于《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的内容，欢迎阅读！

　　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在*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 “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淡。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 字就是诗眼。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但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思，而且“绿”字又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 “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 ‘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 《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 时节忽复易。秋蝉呜树间， 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 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但诗中却说，“玉衡指孟冬”。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李善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大家知道，汉朝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但在汉武帝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十月，十月当然属于孟冬了。李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一定是汉武帝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以为，“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古人把天空分为十二个方位，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命名，而这十二个方位，又分别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旧时过年贴对联，有一个横联叫作“斗柄回寅”，意思是，北斗七星的斗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方位上了。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正月孟春，是一年的开始。既然斗柄指到寅的方位时是正月孟春，那么以此类推，当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两千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历。

　　然而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不同方位。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方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因此，仅仅“玉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孟冬的。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观测时间的问题。

　　“玉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 “孟冬”，当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节的那个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亥”的方位。在北斗七星之中，从第一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它们合起来称为“斗魁”;从第五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玉衡、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斗杓”。“杓”字读作biao(*)，就是斗柄的意思。 《史记·天官书》说： “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所谓“建”，就是建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斗，则以杓——即斗柄的最后一颗星招摇——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斗首第一颗星天枢——所指的方向为依据。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节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孟秋的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申”的方位。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孟秋之月，招摇指申”。但倘若你在夜半观测呢?那时指在申位的就不是招摇，而是玉衡了。如果你在*明观测，则指在申位的又不是玉衡，而变成了天枢。北斗七星是在转的，玉衡在半夜时指着申的方位，而在后半夜到黎明这一段时间，它就逐渐转向亥的方位，也就是孟冬的方位。在这同一时间里，天枢就逐渐转向申的方位，即孟秋的方位。所以如果你在凌晨时观测，就不能再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标准，而要以天枢所指的方位为标准了。这件事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在秋天的夜空，这景象是历历可见的。

　　既然如此， “玉衡指孟冬”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它指的是时间而不是季节，是在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一段时间。这时候玉衡正在慢慢地离开代表孟秋的“申”的方位，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亥”的方位。夜深入静，星月皎洁，再加上“促织”、“白露”、“秋蝉”等形象的描写，就烘托出一幅寒冷、静谧的秋夜景象来。所以我以为，李善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时间观测应该以不同的星作为依据;同时又把指方位的“孟冬”解释为真的孟冬季节，这才造成了诗中所写景象与季节的矛盾。而为了解释这个矛盾，他又搬来了“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所谓“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只是把十月当成一年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史记》、《汉书》在太初之前的诸帝本纪中，每年都以冬十月为开始，虽然是一年的开始，但仍然称“冬”，仍然称 “十月”。这与夏商周之间的改历是不同的。所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汉高祖元年叙事到“春正月”的时候，曾加以注解说：“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谓建寅之月为正月也，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岁首虽异，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则相同，太初元年正历，但改岁首，未尝改月号也。”这些话足以为证，因此，李善所谓“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

　　既然主张《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之作的一条最有力的证据现在也被推翻，那么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我以为，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的文字是非常简单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容易引人产生联想。清代学者方东树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 处”。什么叫“天衣无缝”?就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有的诗是以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其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别好。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在*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刚才举过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诗人贾岛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 字，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坐在马背上想得入神，一下子就冲进京兆尹韩愈出行的队伍，被众人拿下送到韩面前。韩愈也是有名的诗人，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为什么“敲”字更好?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上下功夫，费尽了“推敲”。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个字是“眼”。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杜甫《羌村》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杜甫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去投奔唐肃宗。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几乎死在道路上，而在这段时间，羌村一带也被叛军占领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庄杀得鸡犬不留。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诗人终于得到机会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这种战前常见的*安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觉!如果你不读他整个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杜甫如此，陶渊明也是如此。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的。

　　前几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论*来的学术风气。文章说，*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感动。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急功*利，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办法得到最大的成果。这是一种堕落。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整个一生都投入进去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分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诗人?就因为没有这个结合。诗人如此，诗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诗是浑然一体的诗。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处。

　　除了浑成之外，《古诗十九首》另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联想。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它们对读者的感动都是事实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所作?同样一直成为一个疑问，因而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它果然是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故事吗? 还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要写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怎样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联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如果我们讲杜甫的诗，我们可以用唐朝那一段历史和杜甫的生*来做印证，多半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事情。但这个办法对《古诗十九首》不行，我们只能感觉出他有深微的意思，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来确定，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然而，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说也不一定。

　　刚才我引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段，其实那一段接下来还有几句：“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我不久前曾在美国西部转印的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他把刘勰这句话中“结体散文”的“散文”两个字解释为文学体裁中的“散文”。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古人没有这种用法。事实上， “结体”和“散文”是两个对称的动宾结构。“结体”，是说它构成的体式;“散文”是说它分布的文辞。刘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古诗十九首》体裁的结构和对文辞的使用，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特色是“直而不野”。也就是说，它写得很朴实，但不浅薄。我们大家都读过李白和杜甫的诗，在读过李杜的诗之后再返回来看《古诗十九首》，你就会发现：当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古诗十九首》并不像李白的诗那样给你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和感动;也不像杜甫的诗那样使你感到他真是在用力量。你会觉得，《古诗十九首》所说的都是极为普通、寻常的话，可是如果反复吟诵，就越来越觉得它有深厚的味道。而且，你年轻时读它们有一种感受;等你年岁大了再读它们，又会有不同的感受。所谓“婉转附物”的“物”，指的是物象。作者把他内心那些千回百转的感情借外在的物象表达出来，就是婉转附物。在我们*诗歌的传统里，这属于“比”和“兴”的方法。《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个特点等下一次我们看具体作品时将作更详细的介绍。什么叫“怊怅切情”呢?“怊怅”与我们现在所说“惆怅”的意思差不多，那是一种若有所失、若有所求、却又难以明白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感情，也是诗人们常常具有的一种感情。因为，凡是真正的诗人都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灵，常常有一种对于高远和完美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后天学*所得，而是他天生下来就有的。一首好诗，往往能很好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感情。“切”是切合，就是说能够表现得深刻而真切。我们都说杜甫的诗好，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假如你把你内心的感情表达得不够，那当然是失败的，可是你把你的感情夸大了，超出了实际情况，那也不是好诗。现在我们就要注意，把你内心的情意直接而且深刻地表达出来，这在*诗歌传统中属于什么方法?我以前讲过，是“赋”的方法。所以你们看，《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很成功地结合了*最传统的赋、比、兴的写作方法，因而形成了我国早期五言诗最好的代表作。

　　与此看法类似的还有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诗薮》中曾评论这些诗，说它们“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兴象”两个字很简单，但却代表了心与物之间的很复杂的关系，既包括由心及物的“比”，也包括由物及心的“兴”。“玲珑”在这里有贯通、穿透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感发与它的意象之间都是能够贯穿、可以打通的。“意致深婉”的意思是说，那种感情的姿态，在诗中表现得不但很深厚，而且很婉转。因此胡应麟说，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诗，不但人会被它感动，连天地和鬼神也会被它所感动。另外，刚才我还引过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其中也给了这些诗很高的评价，说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温”，就是我在前边说过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感情;“丽”，是说它们写得也很美;“悲”，是指诗中所写的那些不得意的悲慨; “远”，是说它给读者的回味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每个人看了这些诗内心都会发生震动，认为它们真是“一字千金”的好诗。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一般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往往只选其中的几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了解《古诗十九首》，真正得到诗中那种温厚缠绵的感受，只读几首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全部读下来。因为这十九首诗在风格和内容上虽然有一致性，实际上又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你会吟诵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诵，是*旧诗传统中的一个特色。我以为，它是深入了解旧诗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培养出在感发和联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当你用吟诵的调子来反复读这十九首诗的时候，你就会“涵泳其间”，也就是说，你会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被它的那种情调气氛整个儿地包围起来，从而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对古诗十九首整体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古诗《秋思》的写作背景

古诗《秋思》的写作背景

　　导语：《秋思》是唐代著名诗人张籍的乡愁诗，秋思写作背景是什么？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古诗《秋思》的写作背景，希望有所帮助！

　　写作背景

　　张籍原籍吴郡，他在创作这首诗时正客居洛阳城。当时是秋季，秋风勾起了诗人独在异乡的凄寂情怀，引起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于是创作了这首诗。

　　古诗原文

　　秋思

　　【唐】·张籍

　　洛阳城里见秋风，

　　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

　　行人临发又开封。

　　文学赏析

　　盛唐绝句，多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较少叙事成分；到了中唐，叙事成分逐渐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为绝句的*见题材，风格也由盛唐的雄浑高华、富于浪漫气息转向写实。张籍这首《秋思》寓情于事，借助日常生活中一个富于包孕的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非常真切细腻地表达了作客他乡的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怀念。

　　第一句交代“作家书”的原因（“见秋风”），说客居洛阳城，又见秋风。**叙事，不事渲染，却有含蕴。秋风是无形的，可闻、可触、可感，而仿佛不可见。但正如春风可以染绿大地，带来无边春色一样，秋风所包含的肃杀之气，也可使木叶黄落，百卉凋零，给自然界和人间带来一片秋光秋色、秋容秋态。它无形可见，却处处可见。作客他乡的游子，见到这一切凄凉摇落之景，不可避免地要勾起羁泊异乡的孤孑凄寂情怀，引起对家乡、亲人的悠长思念。这*淡而富于含蕴的“见”字，所给予读者的暗示和联想，是很丰富的。

　　第二句紧承“见秋风”，正面写“思”字。晋代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张籍祖籍吴郡，此时客居洛阳，情况与当年的张翰相仿佛，当他“见秋风”而起乡思的时候，也许曾经联想到张翰的这段故事。但由于种种没有明言的原因，竟不能效张翰的“命驾而归”，只好修一封家书来寄托思家怀乡的感情。这就使本来已经很深切强烈的乡思中又增添了欲归不得的怅惘，思绪变得更加复杂多端了。“欲作家书意万重”，“欲”字紧承“见秋风”。这“欲”字颇可玩味。原来诗人的心情是*静的，像一泓清水。秋风乍起，吹起他感情上的阵阵涟漪。它所表达的正是诗人铺纸伸笔之际的意念和情态：心里涌起千愁万绪，觉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话需要倾吐，而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处说起，也不知如何表达。行文顺畅自如，一气流贯，然而句末“意万重”三字，忽又来一个逆折，犹如书法上的无垂不缩。因此这里诗人的感情并未顺流而下，而是向更深的地方去开掘。这种手法，看似寻常，实极高超。诗人因见秋风而生乡思，于是欲作家书，可是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写起。“意万重”，乃是以虚带实。刘禹锡《视刀环歌》云：“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万重心”、“万重意”，俱是极言思想感情的复杂。其中究竟有多少心意，每一个有生活经验的读者，都能体会得到。因为是“意万重”，这家书怎么写呢？写了没有？作者没有明言，让读者去想象，这就叫做含蓄不尽，耐人寻味。

　　三、四两句，撇开写信的具体过程和具体内容，只剪取家书就要发出时的一个细节——“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诗人既因“意万重”而感到无从下笔，又因托“行人”之便捎信而无暇细加考虑，深厚丰富的情意和难以表达的矛盾，加以时间“匆匆”，竟使这封包含着千言万语的信*乎“书被催成墨未浓”（李商隐《无题四首》）了。书成封就之际，似乎已经言尽；但当捎信的行人就要上路的时候，却又忽然感到刚才由于匆忙，生怕信里漏写了什么重要的内容，于是又匆匆拆开信封。“复恐”二字，刻画心理入微。这“临发又开封”的行动，与其说是为了添写几句匆匆未说尽的内容，不如说是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疑惑和担心。（开封验看检查的结果也许证明这种担心纯属神经过敏。）而这种毫无定准的“恐”，竟然促使诗人不假思索地作出“又开封”的决定，正显出他对这封“意万重”的家书的重视和对亲人的深切思念——千言万语，惟恐遗漏了一句。如果真以为诗人记起了什么，又补上了什么，倒把富于诗情和戏剧性的生动细节化为*淡无味的实录了。这个细节之所以富于包孕和耐人咀嚼，正由于它是在“疑”而不是在“必”的`心理基础上产生的。并不是生活中所有“行人临发又开封”的现象都具有典型性，都值得写进诗里。只有当它和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心理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方才显出它的典型意义。因此，在“见秋风”、“意万重”，而又“复恐匆匆说不尽”的情况下来写“临发又开封”的细节，本身就包含着对生活素材的提炼和典型化，而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模写。王安石评张籍的诗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这是深得张籍优秀作品创作要旨和甘苦的评论。这首极本色、极*淡，象生活本身一样自然的诗，似乎可以作为王安石精到评论的一个生动例证。

　　全诗一气贯成，明白如话，朴素而又真实地表达游子的心态。在消息传达不便的封建社会，长期客居异地的人常有类似的体验，一经诗人提炼，这件极*常的小事、极普通的题材就具有了代表性的意义。后人每每读到，常有感同身受之叹，所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作者简介

　　张籍（约767～约830），唐代诗人，字文昌，汉族，祖籍吴郡（今江苏苏州），生长在和州（今安徽和县），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张籍长于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他的五言诗和*体诗，有些亦不乏深意。著名诗篇有《征妇怨》《采莲曲》《江南曲》。

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

　　《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

　　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注释：

　　1、逶迤：道路、河道等弯曲而长。

　　2、踯躅：徘徊不进。

　　赏析：

　　处在苦闷的时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生命哲理，其苦闷就尤其深切。苦闷而无法摆脱，便往往转向它的对立一极——荡情行乐。此诗所抒写的，就正是这种由苦闷所触发的滔荡之思。

　　诗人大约是独自一人，徘徊在洛阳的东城门外。高高的城墙，从眼前“逶迤”（绵长貌）而去，在鳞次栉比的楼宇、房舍外绕过一圈，又回到原处、自相连接——这景象正如周而复始的苦闷生活一样，单调而又乏味。四野茫茫，转眼又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的秋风，在大地上激荡而起，使往昔葱绿的草野，霎时变得凄凄苍苍。这开篇四句，不仅描述着诗人目击的景象，其中还隐隐透露着诗人内心的痛苦骚动。生活竟如此重复、单调变化的只有匆匆逝去的无情时光。想到人的生命，就如这风中的绿草一般，繁茂的春夏一过，便又步入凄凄的衰秋，诗人能不惊心而呼：“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眼前的凄凄秋景，正这样引发出诗人对时光速逝的震竦之感。在怅然扔失意的心境中，就是听那天地间的鸟啭虫鸣，似乎也多一重苦闷难伸的韵调：“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即“？鸟”，“局促”有紧迫、窘困之意。鸟在风中苦涩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临、生命窘急而伤心哀鸣。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受到了时光流驶的迟暮之悲。这一切似乎都从相反方面，加强着诗人对人生的一种思索和意念：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再悲鸣哀叹，应当早些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这就是突发于诗中的浩然问叹：“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以上为全诗之第一节。读者可以看到，在此节中盘旋往复的，其实只有一个意念，即“荡涤放情”之思。这种思绪，原本来自于诗人自身生活中的苦闷，与所见景象并无关涉。但诗人却将它移之于外物，从衰飒悲凉的秋景中写来。便令人感到，从“高且长”的东城，到凄凄变衰的秋草，以至于？鸟、蟋蟀，似乎都成了苦闷人生的某种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声调哀叹：“何为自结束”、“何为自结束”！这就是审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这种贯注于外物、又为外物所烘托而强化的情感抒写，较之于直抒其怀，无疑具有更蓬勃的葱茏的感染力。自“燕赵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荡情”之意，抒写诗人的行乐之境。——当“何为自结束”的疑虑一经解除，诗人那久抑心底的声色之欲便勃然而兴。此刻，身在“东城”外的诗人，竟做了一个极美妙的“燕赵佳人”梦：他恍惚间在众多粉黛丛中，得遇了一位“颜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转眼，这佳从便“罗裳”飘拂、仪态雍容地端坐在诗人家中，分明正铮铮地*练着靖商之曲。大约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那琴间竟似骤雨急风，听来分外悲惋动人——读者自然明白，这情景虽然描述得煞在介事，实际上不过是诗人那“荡情”之思所幻化的虚境而已。所以画面飘忽、转换也快，呈现出一种梦寐般的恍惚感。

　　最妙的是接着两句：“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且前且退貌）”。“中带”，一本作“巾带”。关于这两句写的指何人，照张庚的说法：“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动其人之亲爱于我，必先自正其容仪……以希感到佳人也”（《古诗十九首解》）。那么，“驰情”而“整中带”者，就是诗人了。那当然也有道理（只与整句不太连贯）。不过，苦将其视为佳人的神态表现，恐怕还更有韵致些。因为佳人之“当户”理琴，本来并非孤身一人。此刻在她对面，正目光灼灼注视着她，并为她的容颜、琴音所打动，而为之目凝神移的，还有一位梦想着“荡涤放情志”的诗人。正如吴淇所说：“曰‘美者’，分明有个人选他（按，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个人促他”分明有个人在听他；“曰‘整中带’，分明有个人看他；曰‘踯躅’，分明有个人在促他”（《选诗定论》）。“驰情整巾带”两句，正是写佳人在这“选”、“听”、“看”、“促”之下的反应——多情的佳人面对着诗人的忘形之态，也不觉心旌摇荡了。但她不免又有些羞涩，有些踌躇，故又是“沉吟”、又是“踯躅”（已舍琴而起），表现出一种“理欲交战情形”；但内心则“早已倾心于君矣”——这就是前人称叹的“‘驰情’二句描写入神”处。在这种图画也“画不出的捉衣弄影光景”中，佳人终于羞羞答答地吐露了心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借飞燕双双衔泥巢屋之语，传达与诗人永结伉俪之谐的深情，真是“结得又超脱、又缥缈，把一万世才子佳人勾当，俱被他说尽”（朱筠《古诗十九首说》）。

　　这就是诗人在“东城高且长”的风物触发下，所抒写的“荡涤放情志”的一幕；或者说，是诗人苦闷之际所做的一个“白日梦”。这“梦”在表面上很“驰情”、很美妙。但若将它放在上文的衰秋、“岁暮”、鸟苦虫悲的苍凉之境中观察，就可知道：那不过是苦闷时代人性备受压抑一种“失却的快东与美感的补偿（尼采），一种现实中无法“达成”的虚幻的“愿望”而已。当诗人从这样的“白日梦”中醒来的时候，还是会因苦闷时代所无法摆脱的“局促”和“结束”，而倍觉凄怆和痛苦。

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

　　《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注释：

　　1、“秉”，执也。“秉烛游”，犹言作长夜之游。

　　2、来兹，因为草生一年一次，所以训“兹”为“年”，这是引申义。“来兹”，就是“来年”。

　　3、费：费用，指钱财。

　　4、嗤：轻蔑的笑。

　　5、“王子乔”，古代传说中着名的仙人之一。“期”，待也，指成仙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

　　译文：

　　一个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满百岁，心中却老是记挂着千万年后的忧愁，这是何苦呢？

　　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暂，黑夜是如此漫长，那么何不拿着烛火，日夜不停地欢乐游玩呢？

　　人生应当及时行乐才对啊！何必总要等到来年呢？

　　整天汲汲无欢的人，只想为子孙积攒财富的人，就显得格外愚蠢了，不肖子孙也只会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呢！

　　像王子乔那样成仙的人，恐怕难以再等到吧！

　　赏析：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时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时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时”，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时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时”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时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m.ju.51tietu.net)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时”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时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时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时代，这种及时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时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