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对后世的影响

焚书坑儒对后世的影响

焚书坑儒对后世的影响

　　导语：焚书坑儒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文化专制事件，体现了秦始皇的暴虐，究竟焚书坑儒是如何发生的呢？下面小编为您整理焚书坑儒对后世的影响，希望能帮到您！

　　积极的方面：对于社会的进步有积极的意义，使封建社会制度得到确立。

　　不利的方面：是文化的大毁灭，知识分子的大摧残，知识的大倒退；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假使，没有焚书坑儒，相信，*古代的文化知识很有大的飞跃，提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好处：统一思想，是统一国家的基础，建立法制，造就了*“大一统”格局

　　坏处：残暴的手段引起人民的不满，迫害知识分子，禁锢人们思想。

　　开启了封建时期“愚民统治”“学院争吵”的先河。

　　秦朝不仅“焚书坑儒”，还下“挟书令”，藏有儒家经典者治罪，因之在秦代无传授和学*儒家经典者。今文经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很不重视儒学。至惠帝时，废除“挟书令”，儒家思想言论这个禁区开始松动。从这时起，到文帝时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因找不到书籍，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这样的经典就是所谓的“今文经”，释文谓之传。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学博士，由今文经学家充任，以备顾问。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亦由今文经学家充任，在太学教授弟子。从此，今文经学得到广泛的传播。今文经来自老儒的记忆，因每个老儒的记忆有出入，解说有差异，于是出现了一经有几家说法的情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些学术流派。宣帝时，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二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为十四博士。

　　古文经是用秦统一以前的.篆书抄写的经典。秦在焚书时，人们将这样的经典和其它一些古书埋藏起来。西汉前期，由于拆除老房，相继发现了一些古书。武帝时，下令献书。成帝时，设官负责收集古书，并着手进行整理。西汉末年，刘歆在整理古书时，发现古文经典不仅经文与今文经互异，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如《礼》多三十九篇，《书》多十六篇。《毛诗》和《左氏春秋》等则为今文经所不载。这些新发现的经典就叫做“古文经”。刘歆对于古文经很赞赏，建议在太学立学官，但却遭到今文经学博士们的激烈反对。刘歆批评这些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可是由于执政大臣也反对，刘歆的建议未被采纳。

　　*帝时，王莽专权，为了利用古文经进行“改制”，就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四个博士。东汉初，又被取消。古文经虽不得立学官，但在民间却广为流传。古文经中固然有些内容是经过两汉学者窜改或增加者；但总的说来，古文经学家是按字的形、音、义解经，极力恢复经的本义，不作任意发挥。于是形成了系统的训诂方法。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郑玄兼通今文经。郑玄破除各家传统，广采众说，遍注群经，得到经今、古文两派的赞许，号称“郑学”。至此，基本上结束了经今、古文斗争。贾逵的学生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学派根据隶书经典，穿凿附会，曲解经文，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收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收古文（战国文字）、籀（zhòu宙，西周、春秋文字）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为重文；每个字标明字形，注出音读，推究字义，全书分为五百四十部，全部解说不过十三万三千多字，简明扼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辑完善、内容丰富的字典。

孟浩然对后世的影响

孟浩然对后世的影响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第一人，“兴象”创作的先行者。下面就由小编为大家带来孟浩然对后世的影响，欢迎阅读！

　　盛唐

　　陈贻惞：“李、杜、王维都很敬仰孟浩然。很显然，除了人品，他们也不可能不多少受到这位开风气之先的前辈诗人的启发和影响，不可能不对他的成就表示应有的尊重。”李白、王维都是孟浩然的朋友，诗歌唱和，相互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杜甫与孟浩然有无交往，还没有实证。不过，杜甫受孟浩然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崇儒、追求仕进的思想是一致的。杜甫特别钦佩孟浩然的诗，他的《岳阳楼》诗当是受到了孟浩然《洞庭湖》诗的影响，他的一些绝句也颇类浩然。对李白的影响归结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在不依附权贵的为人品格上。孟浩然憎恶权奸，唾弃趋炎附势之徒。宁肯“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也不肯立于污朝。这种品格，正与后来李白那种*交王侯、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第二，在任侠精神上。孟浩然《送朱大入秦》、《送吴宣从军》、《赠马四》等诗中所表现的任侠精神，在李白的诗中俯拾皆是。第三，在诗风上。孟浩然的诗中多有自己的形象，遣词用语往往突出主位。“我”、“余”、“予”屡见不鲜，如“我来如昨日”，“予亦忘机者”，“予亦离家久”，“余亦浮于海”等等，不胜枚举。李白的诗更是如此，强烈的个性，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与孟浩然相比则有出蓝之色。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等等，处处有我。第四，在诗体诗风上。孟浩然长于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而这也正是李白的强项。安旗先生在《李白传》中说，这是孟浩然指点的结果。在五言律诗的创作上，孟浩然有“以古诗为律诗”的特点，李白则“多类浩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律诗有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诗‘挂*东南望……’又‘水国无边际’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

　　孟浩然的影响，还表现在襄阳诗人的`诗歌创作上。孟浩然之后，襄阳出现了不少山水诗人。有《枫桥夜泊》的作者张继，有“排青紫之念，结庐云卧，钓水樵山”的名士朱放，有为官清正、善拔人才的鲍防，有被唐玄宗誉为“诗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的*豫等。他们都是襄阳山水孕育出来的诗人，读他们的山水诗，可以明显地感到孟浩然的影响。

　　晚唐

　　晚唐文人对孟浩然的接受与传播转向了对他高洁穷蹇寒士形象的接受与传播。他们对孟浩然穷蹇的寒士形象的接受与传播，大都体现在一些零散的诗文当中。主要是以皮日休为代表的一些晚唐诗人。

　　宋朝

　　从北宋前期仁宗之时开始，到南宋灭亡之后一段时间，宋人在*三百来年的长时间中都有人在化用孟浩然诗句，或在叙事造境时学*孟浩然诗。北宋中后期文坛盟主苏轼，对孟浩然的诗有正面的响应和心灵感应般的隔代唱和。紧随苏轼之后，在“苏门四学士”之中，老大黄庭坚学孟浩然诗歌最积极，最具自觉性。南宋诗最高成就的体现者——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四人。这四位大诗人，是南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者，单单是学*盛唐优秀诗人孟浩然的诗格、诗境与诗风，在他们那里也出现了一个高潮。四大家都曾长时间奔波于仕途，失意后都乐居山水，徜徉于所居江南农村的田园之中。他们四人失意闲居的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受了孟浩然诗的沾溉。四人之中，特别是杨万里、陆游二人，不但学*孟浩然诗，甚至一举一动和动作神态也学孟浩然。

　　拓展阅读

　　孟浩然（6*—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

　　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

　　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代表作品

　　孟浩然有《孟浩然集》三卷，是唐代王士源所编，该书共收藏了孟浩然二百十八首诗，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蜀刻本。通过该书衍生了许多作品，代表的有：明代毛晋刻本名《孟襄阳集》，亦三卷，编次与宋本不同；明代顾道洪刻本有补遗一卷，并附《襄阳外编》一卷；《四部丛刊》影印明刻四卷本；明张逊业刊二卷本，杨一统刊一卷本等。1975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游信利《孟浩然集笺注》。1988年巴蜀书社出版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鹏《孟浩然集校注》。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

白居易诗歌对后世影响

　　白居易的作品语言通俗，深入浅出，*易自然，不露雕琢痕迹。其诗刻画人物，形象鲜明，以情动人，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

　　诗歌特点

　　李商隐的诗歌能在晚唐独树一帜，在于他心灵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来表现晚唐士人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他对爱情的执著，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新境界。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此外李商隐将含蓄、朦胧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的是*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他是继杜甫之后，唐代七律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借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诗，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意象极美。但他的诗中因爱用僻典，诗的整体意旨往往隐晦。其次，李商隐将人生慨叹的抒写向更深细隐晦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工的艺术形式表达惆怅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作品深婉精丽、韵味深厚，“*而不浮，远而不尽”，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种朦胧美。如《锦瑟》，关于其诗意，历来众说纷纭：有悼亡说、寄托说、恋情说、听瑟曲说、编集自序说、自伤身世说等多种解释，表达幽微深远，具有朦胧美。再次，他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李商隐的七绝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夕阳楼》等，较多抒写身世之感，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身世和时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美，在艺术上更是细美忧约、沉博绝丽，在精工富丽的辞藻中，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成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李商隐的诗歌有广泛的师承。他悲怆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于屈原，他诗歌意旨的遥深、归趣难求的风格与阮籍有相通之处。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齐梁诗歌的精工艳丽以及李贺诗歌的幽约奇丽的象征手法和风格都影响了李商隐。李商隐的一些长篇古体，雄放奇崛又*于韩愈;他还有少数诗歌清新流丽、纯用白描，脱胎于六朝民歌。李商隐善熔百家于一炉，故能自成一家。

　　对后世的影响

　　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3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维入选29首、李白入选27首。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李商隐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爱情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晚唐的韩偓等人，宋初的西昆诗人，直到清代的黄景仁、龚自珍，在诗风上均受其影响。此外，唐宋的婉约派词人，明清的许多爱情剧作家，也都不断地向他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那些表现伤感情调的诗歌，于凄艳哀婉之中融人身世时世之感，追求一种细美幽约的美，诗而词化的特征比较显著，如题材的细小化，情思的深微化，意境的婉丽纤柔等。这在诗与词之间搭起了一座过渡性的桥梁。

[白居易诗歌对后世影响]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

　　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文选》中，收有十九首古诗，后来称为《古诗十九首》。“古诗”的原意是古代人所创作的诗，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又无作者，其中大部分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行行重行行

　　【原文】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①。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②。

　　道路阻且长③，会面安可知④?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⑤。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⑥。

　　浮云蔽白日⑦，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⑧，岁月忽已晚⑨。

　　弃捐勿复道⑩，努力加餐饭。

　　【注释】

　　①生别离：古代流行的成语，犹言“永别离”。所谓“生别离”，并非指人生一般的别离，而是有别后难以再聚的含义，所以下面说“会面安可知”。生，硬的意思。②涯：边的意思。③阻：指道路上的障碍。长：指道路间的距离很远。④知：一作“期”，义同。⑤“胡马”两句：这两句用比喻来代替抒情，“胡马”、“越鸟”尚且如此，难道“游子”就不思念故乡吗?依，一作“嘶”，依恋的意思。“胡马”产于北地，“越鸟”来自南方。⑥“相去”两句：上句谓别离之久，下句言思念之深。久别思深，人一天天地瘦下去，衣带自然也就一天天地感到松弛了。远，指时间而言。日，日益，一天又一天，渐渐的意思。⑦浮云蔽白日：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君臣之间的关系和夫妇之间的关系在观念上是统一的。“浮云”是设想丈夫另有新欢，象征彼此间情感的障碍。⑧思君令人老：这句是承前“衣带日已缓”而说的。老，并不是说年龄的老大，而是指心情的忧伤、形体的消瘦、仪容的憔悴。⑨岁月：指眼前的时间。忽已晚：言流转之速，当做“年关将*”理解更合适些。⑩弃捐勿复道：这句意思是：不管自己如何申诉相思之苦，所思念的人不会因此而归来，那么说来说去有什么必要呢?“弃”和“捐”同义，犹言丢下。勿复道，不必再说。加餐饭：是当时*用的一种最亲切的安慰别人的成语。

　　【译文】

　　你走啊走啊老是不停地走，就这样活生生分开了你我。

　　从此你我之间相距千万里，我在天这头你就在天那头。

　　路途那样艰险又那样遥远，要见面可知道是什么时候?

　　北马南来仍然依恋着北风，南鸟北飞筑巢还在南枝头。

　　彼此分离的时间越长越久，衣服越发宽大人越发消瘦。

　　飘荡游云遮住了太阳，他乡的游子不想回还。

　　只因为想你使我都变老了，又是一年很快地到了年关。

　　还有许多心里话都不说了，只愿你多保重切莫受饥寒。

　　【赏析】

　　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诗谱》)，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回，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诗中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内在节奏上重叠反复的形式，同一相思别离用或显，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兴的方法层层深入，“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式单纯优美的语言，正是这首诗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所在。而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不迫不露、句意*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青青河畔草

　　【原文】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①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②。

　　娥娥红粉妆③，纤纤出素手④。

　　昔为倡家女⑤，今为荡子妇⑥。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注释】

　　①盈：同“赢”。《广雅·释诂》曰：“赢赢，容也。”就是仪态万方的意思。②牖：窗的一种，用木条横直制成，又名“交窗”。“窗”和“牖”本义有区别：在屋上的叫做“窗”，在墙上的叫做“牖”。③娥娥：形容容貌的美好。红粉妆：指艳丽的妆饰。红粉，原为妇女化妆品的一种。④纤纤：细也，手的形状。素：白也，手的肤色。⑤倡家女：犹言“歌伎”。倡，凡是以歌唱为业的艺人就叫做“倡”。倡家，即后世所谓“乐籍”。⑥荡子：指长期漫游四方不归乡土的人，与“游子”义*而有别。

　　【译文】

　　河边青青的草地，园里茂盛的柳树。

　　在楼上那位仪态优美的女子站在窗前，洁白的肌肤可比明月。

　　她打扮得漂漂亮亮，伸出纤细的手指。

　　从前她曾是青楼女子，而今成了喜欢在外游荡的人的妻子。

　　在外游荡的丈夫还没回来，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实在是难以独自忍受一个人的寂寞，怎堪独守!

　　【赏析】

　　诗的结构看似*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惊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

　　无须说，这位诗人不会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因其几*无告的孤苦呐喊，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使读者看到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虽然这种个性化的典型性，在诗人握笔之际，根本不会想到。

　　青青陵上柏

　　【原文】

　　青青陵上柏①，磊磊涧中石②。

　　人生③天地间，忽如远行客④。

　　斗酒⑤相娱乐，聊厚不为薄⑥。

　　驱车策驽马⑦，游戏宛与洛⑧。

道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论文

道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论文（通用9篇）

　　在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道家文化，在其逐步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同儒家和释家文化一起，对*社会的思想、政治、文化以及*历史进程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在维系中华民族之间的交流、形成民族心理及性格和凝聚整个中华民族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适应世纪之交的时代精神和学术发展的趋势，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道家文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道家文化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对现代社会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处世，养生、政治等等方方面面，对我们现如今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时代意义。

　　1.道家的道德观有助于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早在数千年以前，道家文化就看重对人思想品格上的培养与升华。道家文化提倡谦虚、居后不争的处世观。道家经典《老子》中阐述了其处世智慧的三大"法宝";慈爱、节俭、不敢为天下先。道家认为慈爱能使人勇敢：节俭能使人心胸宽广；之所以能成为天下万物之首是由于不敢走在天下人之前。据后不争，也就是老子说的不敢为天下先，它是一种大智若愚的人生哲理，不敢为先，就是要示人以柔。事物的发展总是刚柔并济，一味的刚强，并不能保证事物发展的成功。相反，如果能谦虚卑下，厚积薄发，保持超然于世俗的姿态，反而能收意想不到的效果。道家文化引导人们珍惜生命、淡泊名利，它启迪人们对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进行深度思考。使人们慢慢从身外之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回归最原始的生命状态，这在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道家的生态观有助于我们维护生态*衡

　　当前生态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比较突出，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造成自然的破坏，危机人类自己的生存。道家文化以其独树一帜的思维方式和洞察入微的反思精神认为：自然界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人类，不能随意的被人类改变。道家游离于物外，审视着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批判人性的浅薄与愚昧。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告诫人们遵从自然原则，对自然充满无限的热爱。道家立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并不是排斥的，而是相互融合的，就如同人不能孤立于宇宙万物之外而存在一样，这就是道家所说的"道通为一".所以道家认为人的所有行动都必须符合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都必须以生态整体利益为标准来指导人们对自然生态的行为。

　　道家提出的天地人及宇宙万物为一有机统一整体的观念及其所对的生态保护思想，对于我们坚定不移的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来说，具有十分要的时代价值3.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我们创建和谐社会。我们当今所提倡的"和谐社会",这不仅代表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承接，而且最主要的是对和谐观念的延伸及创新。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就蕴含了丰富的对"和谐社会"的深刻理解，这对我们如今创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效果。

　　首先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要保持一种*衡。现阶段我国的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依然很大。天人合一思想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尊重自然规律和生命价值的理念对我们解决这种问题有极大的启发。其次，它加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个改革的深化，社会矛盾凸显，竞争日益激烈，各种压力加大。天人合一的内省精神对于消解人们身上的压力和巩固社会和人的和谐统一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再次，它促进了人类自身的和谐发展。天人合一思想的最终理想归宿就是为人们涉及一个圆满的至高的人生境界，其所主张的和谐思想就是讲求通过个人道德修养完成自身的和谐，进而促使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交融的目的。

　　从以上论述来看，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我们创建和谐社会起到了推进的作用，为当前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道家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在道家文化中，我们可以将其精髓概括为尊重生命，关爱自然与和谐共处，古往今来，都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有人类共同的愿望与期待，同样这也是人们的本性所致。早在先秦时期，道家就对这一理念开始了研究和论述，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方面，和谐*衡的思想得到了完美的展示。

　　首先，它弘扬了济世利人、服务社会的价值理念。社会是由一个个活动着的人组成的庞大团体，社会进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人也只有在这种发展进步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因此我们都应该负担起建设社会的责任。道家文化清楚的看到个人与社会的这种共生互存关系，人应该服务社会的责任，因此要求人们不仅要度己，而且要济人，既时刻想着帮助他人。道家认为只有这样才会赢的别人的尊重，因此这种济世利人的思想是可取的。

　　其次，它推崇节俭，摒弃奢华的生活信条。道家历来推崇这种生活方式，它要求人们做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家认为崇俭抑奢不仅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代表了一种正面的精神状态。只要保持这种正能量的作风就能使人们拥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去克服一切难题，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三，它增长了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与自然进行和谐的共处为前提的，在道家思想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和阐述。道家认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尤其不能破坏自然。它强调若想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衡，人与天地万物就要共生共存。

　　当然，道家文化中蕴含的智慧光芒在这里只是挑选一二略加叙述。可见道家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带给我们精神世界无尽的养料。而且由于道家文化的宣扬而让中华民族的文化胸襟变的广阔，使中华民族可以长久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越来越繁荣兴旺！

　　参考文献：

　　[1]李开升。道家文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

　　[3]李顺连。道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俞立涛。道家文化的当代社会价值[J].中华文化论坛，1996（02）。

　　[5]孙以楷。道家文化寻根[J].江淮论坛，2001.

　　摘要：儒家和道家是*传统文化的两大流派，也是对*社会、*人的价值观以及*文化影响最大的两大思想体系。这两者实际展现了人心灵的两个侧面。本文从几个侧面试阐述道家和儒家的关系，主要是其思想差异。

　　关键词：道家；儒家；关系

　　一、在*历史上，道家对很多*人来说展现了一个充满玄思妙想的神国仙境。

　　它不遗余力的讽刺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其他一切人为的东西。认为最高的境界是“自然”，呼吁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思维。与之相对照的是，儒家强调个体要再社会体系之内合理发挥自身的作用。

　　道家思想被很多自然地接受了，但是它对少数群体是一种威胁和侵蚀。其中包括，儒者和一些因循守旧者是最坚定的反对派。我们面对这些彼此争议的思想体系时，要再次提防和具体历史相结合。*的历史并不衍生于上帝的恩赐，而由神缔造的历史只会在哲学和宗教上催生一个排他的真理。

　　二、儒家和道家就其大者而论，是互为补充而非互相排斥。

　　儒家的社会心理取向是乐观的理性主义，道家的心理取向是悲观的神秘主义，二者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恰相反，但又相互关联。儒家和道家之共生，恰如*文明的表与里，其和谐远比对峙要重要。我们在理解儒道互补，以及后来儒释道互补的关系时，切忌裹挟西方文化的狭隘性，将它们看成是相互竞争的思想和彼此敌视的宗教。

　　道的含义相当宽泛，所以道家的形象也因此有些扑朔，道家所指，也从哲学著作到宗教膜拜，涵盖甚广。实际上，说道家是包括道家思想和道教两个层面的。尽管道家哲学和道教都尊崇老子以及一些真实和被神化的人，共用一些术语和经典，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大，不逊色与它们与儒家思想的差异。尽管道家哲学和道教真贱存在巨大的张力，但是二者大抵相安于各自的生活和观点。道家哲学的最高理想是“顺乎自然”，而道士的志趣和宏愿则是战胜自然、炼丹成仙。不过二者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

　　当儒者们都批评道家时，他们是在撇清与道家中某一群体的干系，这一群体对儒家和道家哲学都不以为然。这是被庸俗化的道家，它们虽然能以道术、占卜和其它机巧讨人愉悦，但是难逃名不副实、故弄玄虚的腹诽。

　　道家对各个层次的人都有巨大的吸引力，浪漫的、轻信的、沮丧的、犹豫的都容易接受道家，对这些人而言，儒家思想是无足取的。同事道教也是传统*人日常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不过后来儒教分享了道教的空间，改变了道教的历史。

　　道家哲学在思想上和儒家有些根本的不同，先秦时候道家和儒家的中坚力量对此了然于心，所以他们竭力澄清差别以彰显彼此所信仰的真知。不过，由他们思想的具体内容看，儒家和道家都有令人折服的*文化特质，那就是二者都重直觉而轻视公设，重启发而轻祥言，重譬喻而轻演绎。道家不像儒家那样推崇人世的价值，但是对人生问题也贡献良多，二者都分担着对世道的关注。除此之外，道家还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他们比先秦儒家更热衷于对自然进行宇宙论的反思。儒家和道家都认为互依互补的阴阳是一种和谐有机的互动，并以此解释世界上的种种变化。但是道家不同于儒家的是，它更关注自然，并把自然理想化。

　　道家思想的要旨就是“反者道之动”，对天地之间任何观察到的事物，道家都以此解释，这和儒家更愿意析取人类心理的原则不同。

　　三、在这里有必要将链各个学派的分歧廓清。

　　儒家认为人应该与自然和他们和谐相处，而且，人就是儒家价值的标尺，故而，我们可以称儒家为“人道主义”。而道家认为人的理想生活是与自然的和谐生活，必要时候可以离群索居。道家价值的试金石是自然，而非人，所以我们可以称道家为“自然主义”，且是一种极端的自然主义。但是成道家为自然主义会让我们感到有些混乱：在西方，人道主义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观念，自然和人道是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却成了哲学上的两极。

　　在思想史上，思想总是在回应问题中得以明确。在西方，人道主义源于对宗教权威的回应，非宗教的自然因为这种历史和文化原因同人道主义连接起来。在*，道家对自然的理想化是因为对人类无力保证社会的 安定和秩序的悲观失望，道家讲自然看做是对人世的抗拒。当然，中西方的自然主义各有来由，其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联方式自无高下理乖之分。

　　四、道家视世中人为蒙蔽失真之物。

　　道家诛伐君政朝廷，忧虑颈部和文明，警戒能攻技巧，视所有标准、差等、名分为导致完满无缺之自然崩蚀退化的原因。

　　道家和儒家一样生于乱世，但是道家主旨是行于人世如履薄冰，何不退隐山林。对于人世的否定，是道家哲学的出发点。而儒家恰恰是另一种思维和应对人世和人事的方式，其强调的恰恰是如何适应这个人世。

　　由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儒家和道家恰好是那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两种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是应对社会的两种恰好有别的思维方式。

　　摘 要：道家观念以“道”为核心，讲求“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建立了自然、和谐、*衡的生态美学思想，是对人类高层次审美活动的统一概括。道家的“大美”思想就是主张从无为的角度感受天地自然的魅力，重视建立和谐的生态系统，顺应自然生命的趋势，追求生命的自由。目前，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老庄道家美学思想体现了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这对解决当前生态危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道家；生态美学；自然和谐

　　道家思想由先秦时期发展而来，崇尚自然与和谐，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老子和庄子从“道”出发，站在美学的角度审视自然，揭示天地间固有的自然规律，力求通过无为达到真正的天人合一、生命自由。老庄的思想是一种审美自然观，在道家美学的范畴中，人虽然为自然界的主体，但人也是自然界的“外物”，改善自然环境的关键在于人类的作为，无为而非不为，*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和谐相处，有为即是无为。

　　一、“道法自然”是道家美学的基本命题

　　道法自然是对天地万物的产生及演变趋势的深刻解释，是道家生态美学的基本命题，展现了道家生态美学的价值取向，即遵循自然规律，万物皆源自然。道家代表人物老子认为人和世间万物都是以自然为根基，皆是从自然界中演变而来，有着共同的生存基础，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宇宙的固有法则。从道家生态美学的观点来看，“道”即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人类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必须以“道”为核心，顺应“道”的选择。

　　（一）圣人无为则无败

　　道法自然的核心是追求无为而治，老子主张人们应当顺应自然趋势，不能强行改变自然规律，以“无为”的方式达到“有为”的目的。“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圣人无为则无败，无执故无失”——《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庄子的道家理论与老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做，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从老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圣人是能够明白天地万物的原生之美，并且不执著于改变这种美则以此为基，反对以人力逆天力，主张遵循自然、天人合一。同时，道家思想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对矛盾体，双方的对立关系也是源于天之道，但这种对立關系中仍然存在着统一性。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必须对自然有所作为，但如何把握对立关系中的统一性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问题，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在作为之时不可违背天地规则，最终与自然建立起无为而无不为的关系。

　　（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无为”的思想是教导人们明确正确处理发展与自然地关系，此外“道法自然”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不争”。老庄从生命源泉——水中得到启发，提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推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水为万物提供生命的原动力，却不与万物相争，同样自然万物不与水相争，在人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基础，人类必须明确自然地崇高地位，不与自然相争，自然也自会回馈人类。

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后世影响

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后世影响

　　先秦儒家思想在几千年传承的过程中，对*各个方面影响颇深，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后世影响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一、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后世影响

　　从辩证法的角度去看先秦儒家对后世的影响，他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去看他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团结与安定，对树立社会秩序以及教化人们思想具有标尺作用，是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品质;从消极的一面去看，他禁锢了人们思想，抹消了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意识，以及儒学自身的弊端阻断了社会的更新进步，这也是明清时期*落后于世界的主要思想原因之一。

　　(一)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积极影响

　　1.“合和观”——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和谐社会是两千年来儒家一直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社会目标，并设计出“大同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终极蓝图，由于历史条件等原因的限制虽然没有实现，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和”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儒家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追求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和谐。儒家经典中所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人由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所以儒家认为“礼”的作用应该以“中和”为可贵，社会治理的措施应该以这个为原则，如果不是用“礼”去调节社会秩序是行不通的。儒家之所以用“礼”去调节当时社会混乱的秩序，也是以“和”为目的。 孔子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认为“和”与“同”是不同的，“和”是和谐，而“同”则是为了私利的附合。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孟子在这里说明影响战争胜负的最大因素是人和，即所谓的民心，人心。先秦儒家所构想的和谐社会，在《礼记》中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对和谐社会的经典描述，在这里刻画了一个和睦相处、和谐富足、财富公有、贤人当权、人人劳动、路不拾遗的理想和谐社会，这是儒家一直追求的社会理想和目标。

　　2.注重民生、以人为本——肯定人的现实价值

　　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儒家主张先富后教，孟、荀等也都赞同先富后教，他们认为只有老百姓生活富足之后才能安心接受道德教化。这一观点被后来的《管子》表达得最为明确：“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耻。”儒家先富是认为要先让老百姓富足，而不是国家的富足，只有老百姓生活富足国家才真正的富足，这叫藏富于民。荀子也提出：“裕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如是则国富矣。”对于统治者只顾自己享受安乐而对老百姓进行横征暴敛的行为，孟子提出了他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这是典型的儒家民本主义，这种想法与法家的思想有着截然的不同，法家的思想是通过耕战达到富国强兵，所以法家重罚轻赏，而不去注意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儒家是通过富民达到富国，是藏富于民，而法家是通过亏民来达到富国，这叫藏富于国。

　　儒家十分重视人的主体价值，认为“天地性人为贵”，认为万物之中人是最宝贵的，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儒家认为人比物重要。孔子和孟子都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肯定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都有独立的意志，所以主张“仁爱”。荀子也肯定人的价值，他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可见，儒家是肯定人具有价值的。同时儒家也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他认为集体价值应该是在个人价值之上的，所以他也重视个人对社会、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把个人的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上，这些都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所以至今仍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3.礼治、德治、人治的主张

　　先秦儒家坚持首先以“礼治”去治理国家，“礼治”就是指依据礼的原则和规范去治理国家。“礼治”按照实施的方式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依靠教化而实施的伦理道德和风俗*惯。第二部分是依靠各种规范和法律制度。其基本内容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制度去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它是以“亲亲”、“尊尊 ”和“男女有别”作为基本原则。所以国家的治与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所以孔子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极不满意，他提出要“为国以礼”，他努力去维护和企图恢复周礼，他提出了“仁者爱人”，每个人自身要做到“克已复礼”。在治理国家的方式上，儒家主张“德治”的方式要优于“法治”的方式，儒家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法律是不得以才实行的。为此孔子将法律强制作用、行政强制作用与道德教化和礼仪约束的作用进行了比较，他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种“德治”表现在具体措施上就是先富后教，在统治方法上则为德主刑辅，反对专任使用刑罚。先秦儒家不仅注重礼治，德治，也注重人治，礼治可以维护等级制度，德治可以发挥其道德感化作用，而人治强调统治者首先要作出道德的表率作用，儒家认为统治者的表率作用远远超过建立法律的作用，第二是强调用人要使用德才兼备的贤人，只有：“尊贤使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第三就是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先秦儒家主张：“有治人，无治法。”但是先秦儒家并不排斥“法治”，只是认为在实行的先后顺序上有所不同，儒家这种思想与“德主刑辅”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孟子也曾经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所以“善”和“法”必须要互相配合才能更好的发挥使用。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先秦儒家不是去法，而是更侧重于“人治”，这对以后各个朝代的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消极方面

　　先秦儒家思想在几千年传承的过程中，对*各个方面影响颇深，其思想精华与糟粕并存，一直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即使今天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深入国人骨髓的等级观念

　　等级观念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最大特征，它产生于封建专制时期，也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先秦儒家是以“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以礼入法”是*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在*古代“礼”的内涵有很多，先秦儒家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是礼的基本内容。而“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强调的爱有等差、尊卑有序，孔子认为：“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里儒家认为爱人要有亲疏之分，尊贤要有等级之分，儒家反对兼爱*等的爱，孟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把封建等级确定成了一整套的制度。他认为“墨氏兼爱，是无父也。”他明确了等级制度的级别：“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对社会等级的划分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他们从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把等级制度看成是重要的因素，反映了先秦儒家极力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剥削制度的共同愿望。

　　先秦儒家认为人们从事的社会职业分工也是有等级的，孔子认为社会分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从事生产而占有丰富物质财富的“君子”，这部分人包括君王、诸候等国家管理者，另外一种就是从事生产劳动的被统治者，儒家称为“小人”。孔子反对“君子”参加日常的生产活动，他认为“君子”要：“学以致其道。”不能去从事生产劳动，那是“小人”所干的事情。孟子也认同这个观点，他的代表性观点是“劳心者为上，劳力者为下。”他把社会上的人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君子”，一种是“野人”。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他认为“君子”做的是处理国家大事的事情，而“野人”从事生产劳动干的是一些田间操作，所以孟子得出一个结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的“劳心，劳力”的思想充分表现了他对普通老百姓从事生产劳动的轻视。自人类社会进入到了阶级社会以后，社会的分工需要多数人进行生产劳动，少数人从事管理及科技的创造，这对社会的发展来说是一种进步，但先秦儒家把这种思想说成是普遍性的原则是错误的，在更多方面等级观念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这个观念影响了*几千年，至今也受到影响。

　　2.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影响

　　君主专制制度：指以*古代以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他是从原始社会的父权制发展而来的。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对*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存废也都保持一种肯定保留的态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时代他们对如何稳固、强化、完善这种制度进行了激烈讨论，但最终结果是使这种制度更加成熟，有了更坚实的理论依据。这种政治思想经过历代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了统治*几千年的正统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尊卑贵贱、专制统治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家天下”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象，这种极端的专制主义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不言神，不言鬼，却倡言“天”先，而君王曰称“天子”， “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先秦儒家认为“天”不能自行其意志，需要借助于“天子”或帝王以行使他的权利，所谓：“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自周朝起君王被称为“天子”，而君王的旨意被称为“奉天承运”， 对于君王的命令要无条件执行。而对于臣子的权利，孟子认为“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徒。”做为臣子也只有规劝君王要实行“仁政”，如果君王不实行“仁政”也只有离开。这样只能把国家政治前途寄托在君主的道德、品行等方面，如果君王贤明，就会政治清明，如果君王昏庸，就会政治昏暗。由于这种制度的持久性，直到今天我们在当代社会仍然能感受到他的阴影，如官员主义作风，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等社会现在随处可见。

　　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启示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对*历代政治模式的影响很大，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儒家政治思想仍然起着不可磨灭的现实作用。“民本”、“仁政”、“礼治”、“德治”等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对我们当今社会政治建设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先秦儒家民本、仁政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启示

　　作为我们传统思想的精华，先秦儒家的“民本”、“仁政”学说对春秋战国以后的各个朝代的治国思想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思想学说的根本目的注重的是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处于春秋战国的先秦儒家就认识到要使社会矛盾得以缓解，社会政治得以稳定，需要从经济发展上来解决人民如何安居乐业问题，在当今也称为民生问题。所以先秦儒家的“民本”、“仁政”等重民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启发性意义。正因为如此，“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要深化体制改革，完善改进社会的分配、就业和保障制度，必须加快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步伐。先秦儒家的重民思想有利于我们重视关注民生，只有重民生才能获得稳定发展，民富才是强国之本，民心安定才是稳定之基，人民生活幸福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二)先秦儒家德法并重的现代启示

　　“德治”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需要法制，但也离不开德治。孔子提出了“宽猛相济”的手段，认为治理国家道德和法律都是不可或缺的，他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在治理国家使用什么手段和措施的问题上，他主张要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制裁为辅。到了荀子那里，他对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孔子认为道德教化是法律的基础，制定法律时要考虑到道德规范的作用。他把道德问题同治国安邦联系在了一起。他提出的“隆礼重法”思想对我们现阶段推生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方略起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政治思想是对我们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适应现当代社会发展需要做出的正确举措，我国实行“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民能够当家作主。

　　“德治”与“法治”是互相包含、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充分借鉴和吸收社会的道德观念，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建立健全和完善与法律体系相配套的思想道德体系。社会的稳定发展也需要法律的支持和规范，也需要道德的维系，所以“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紧密结合，是法制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不同作用的科*用和深刻理解。通过这些年的时间证明，维护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光靠道德的约束和法律的惩处是不够的，只有把两者统一的结合起来，一方面让人们形成惩恶劝善、追求真理的良好风尚，一方面打击危害社会程序的犯罪行为，这样才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真正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

《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下面是关于《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的内容，欢迎阅读！

　　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在*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 “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淡。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 字就是诗眼。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但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思，而且“绿”字又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 “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 ‘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 《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 时节忽复易。秋蝉呜树间， 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 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但诗中却说，“玉衡指孟冬”。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李善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大家知道，汉朝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但在汉武帝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十月，十月当然属于孟冬了。李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一定是汉武帝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以为，“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古人把天空分为十二个方位，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命名，而这十二个方位，又分别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旧时过年贴对联，有一个横联叫作“斗柄回寅”，意思是，北斗七星的斗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方位上了。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正月孟春，是一年的开始。既然斗柄指到寅的方位时是正月孟春，那么以此类推，当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两千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历。

　　然而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不同方位。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方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因此，仅仅“玉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孟冬的。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观测时间的问题。

　　“玉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 “孟冬”，当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节的那个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亥”的方位。在北斗七星之中，从第一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它们合起来称为“斗魁”;从第五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玉衡、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斗杓”。“杓”字读作biao(*)，就是斗柄的意思。 《史记·天官书》说： “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所谓“建”，就是建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斗，则以杓——即斗柄的最后一颗星招摇——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斗首第一颗星天枢——所指的方向为依据。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节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孟秋的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申”的方位。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孟秋之月，招摇指申”。但倘若你在夜半观测呢?那时指在申位的就不是招摇，而是玉衡了。如果你在*明观测，则指在申位的又不是玉衡，而变成了天枢。北斗七星是在转的，玉衡在半夜时指着申的方位，而在后半夜到黎明这一段时间，它就逐渐转向亥的方位，也就是孟冬的方位。在这同一时间里，天枢就逐渐转向申的方位，即孟秋的方位。所以如果你在凌晨时观测，就不能再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标准，而要以天枢所指的方位为标准了。这件事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在秋天的夜空，这景象是历历可见的。

　　既然如此， “玉衡指孟冬”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它指的是时间而不是季节，是在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一段时间。这时候玉衡正在慢慢地离开代表孟秋的“申”的方位，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亥”的方位。夜深入静，星月皎洁，再加上“促织”、“白露”、“秋蝉”等形象的描写，就烘托出一幅寒冷、静谧的秋夜景象来。所以我以为，李善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时间观测应该以不同的星作为依据;同时又把指方位的“孟冬”解释为真的孟冬季节，这才造成了诗中所写景象与季节的矛盾。而为了解释这个矛盾，他又搬来了“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所谓“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只是把十月当成一年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史记》、《汉书》在太初之前的诸帝本纪中，每年都以冬十月为开始，虽然是一年的开始，但仍然称“冬”，仍然称 “十月”。这与夏商周之间的改历是不同的。所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汉高祖元年叙事到“春正月”的时候，曾加以注解说：“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谓建寅之月为正月也，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岁首虽异，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则相同，太初元年正历，但改岁首，未尝改月号也。”这些话足以为证，因此，李善所谓“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

　　既然主张《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之作的一条最有力的证据现在也被推翻，那么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我以为，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的文字是非常简单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容易引人产生联想。清代学者方东树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 处”。什么叫“天衣无缝”?就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有的诗是以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其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别好。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在*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刚才举过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诗人贾岛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 字，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坐在马背上想得入神，一下子就冲进京兆尹韩愈出行的队伍，被众人拿下送到韩面前。韩愈也是有名的诗人，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为什么“敲”字更好?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上下功夫，费尽了“推敲”。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个字是“眼”。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杜甫《羌村》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杜甫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去投奔唐肃宗。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几乎死在道路上，而在这段时间，羌村一带也被叛军占领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庄杀得鸡犬不留。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诗人终于得到机会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这种战前常见的*安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觉!如果你不读他整个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杜甫如此，陶渊明也是如此。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的。

　　前几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论*来的学术风气。文章说，*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感动。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急功*利，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办法得到最大的成果。这是一种堕落。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整个一生都投入进去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分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诗人?就因为没有这个结合。诗人如此，诗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诗是浑然一体的诗。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处。

　　除了浑成之外，《古诗十九首》另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联想。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它们对读者的感动都是事实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所作?同样一直成为一个疑问，因而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它果然是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故事吗? 还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要写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怎样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联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如果我们讲杜甫的诗，我们可以用唐朝那一段历史和杜甫的生*来做印证，多半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事情。但这个办法对《古诗十九首》不行，我们只能感觉出他有深微的意思，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来确定，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然而，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说也不一定。

　　刚才我引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段，其实那一段接下来还有几句：“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我不久前曾在美国西部转印的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他把刘勰这句话中“结体散文”的“散文”两个字解释为文学体裁中的“散文”。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古人没有这种用法。事实上， “结体”和“散文”是两个对称的动宾结构。“结体”，是说它构成的体式;“散文”是说它分布的文辞。刘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古诗十九首》体裁的结构和对文辞的使用，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特色是“直而不野”。也就是说，它写得很朴实，但不浅薄。我们大家都读过李白和杜甫的诗，在读过李杜的诗之后再返回来看《古诗十九首》，你就会发现：当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古诗十九首》并不像李白的诗那样给你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和感动;也不像杜甫的诗那样使你感到他真是在用力量。你会觉得，《古诗十九首》所说的都是极为普通、寻常的话，可是如果反复吟诵，就越来越觉得它有深厚的味道。而且，你年轻时读它们有一种感受;等你年岁大了再读它们，又会有不同的感受。所谓“婉转附物”的“物”，指的是物象。作者把他内心那些千回百转的感情借外在的物象表达出来，就是婉转附物。在我们*诗歌的传统里，这属于“比”和“兴”的方法。《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个特点等下一次我们看具体作品时将作更详细的介绍。什么叫“怊怅切情”呢?“怊怅”与我们现在所说“惆怅”的意思差不多，那是一种若有所失、若有所求、却又难以明白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感情，也是诗人们常常具有的一种感情。因为，凡是真正的诗人都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灵，常常有一种对于高远和完美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后天学*所得，而是他天生下来就有的。一首好诗，往往能很好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感情。“切”是切合，就是说能够表现得深刻而真切。我们都说杜甫的诗好，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假如你把你内心的感情表达得不够，那当然是失败的，可是你把你的感情夸大了，超出了实际情况，那也不是好诗。现在我们就要注意，把你内心的情意直接而且深刻地表达出来，这在*诗歌传统中属于什么方法?我以前讲过，是“赋”的方法。所以你们看，《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很成功地结合了*最传统的赋、比、兴的写作方法，因而形成了我国早期五言诗最好的代表作。

　　与此看法类似的还有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诗薮》中曾评论这些诗，说它们“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兴象”两个字很简单，但却代表了心与物之间的很复杂的关系，既包括由心及物的“比”，也包括由物及心的“兴”。“玲珑”在这里有贯通、穿透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感发与它的意象之间都是能够贯穿、可以打通的。“意致深婉”的意思是说，那种感情的姿态，在诗中表现得不但很深厚，而且很婉转。因此胡应麟说，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诗，不但人会被它感动，连天地和鬼神也会被它所感动。另外，刚才我还引过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其中也给了这些诗很高的评价，说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温”，就是我在前边说过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感情;“丽”，是说它们写得也很美;“悲”，是指诗中所写的那些不得意的悲慨; “远”，是说它给读者的回味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每个人看了这些诗内心都会发生震动，认为它们真是“一字千金”的好诗。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一般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往往只选其中的几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了解《古诗十九首》，真正得到诗中那种温厚缠绵的感受，只读几首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全部读下来。因为这十九首诗在风格和内容上虽然有一致性，实际上又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你会吟诵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诵，是*旧诗传统中的一个特色。我以为，它是深入了解旧诗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培养出在感发和联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当你用吟诵的调子来反复读这十九首诗的时候，你就会“涵泳其间”，也就是说，你会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被它的那种情调气氛整个儿地包围起来，从而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对古诗十九首整体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古诗十九首五言之冠冕

古诗十九首五言之冠冕

　　古体诗是与*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体诗形成前，各种汉族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有“歌”、“行”、“吟”三种载体。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古诗十九首五言之冠冕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

　　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现在一般认为大抵出于东汉末年，然亦非一时一人之作。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

　　一、来源作者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无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有说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二、文学性质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三、思想内容

　　东汉末年，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此有一段非常准确的评价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失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咋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如：

　　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

　　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

　　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四、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1、意味无穷。遣词用语非常浅*明白，“**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

　　2、质朴自然。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3、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4、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传神达意，意味隽永。

　　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在*诗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超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

　　五、古诗十九首

　　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之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夫。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之三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之四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

　　《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译文：

　　陵墓上长得青翠的柏树，

　　溪流里堆聚成堆的石头。

　　人生长存活在天地之间，

　　就好比远行匆匆的过客。

　　区区斗酒足以娱乐心意，

　　虽少却胜过豪华的宴*。

　　驾起破马车驱赶着劣马，

　　照样在宛洛之间游戏着。

　　洛阳城里是多麽的热闹，

　　达官贵人彼此相互探访。

　　大路边列夹杂着小巷子，

　　随处可见王侯贵族宅第。

　　南北两个宫殿遥遥相望，

　　两宫的望楼高达百余尺。

　　达官贵人们虽尽情享乐，

　　却忧愁满面不知何所迫。

　　赏析：

　　这首诗与《古诗·驱车上东门》在感慨生命短促这一点上有共同性，但艺术构思和形象蕴含却很不相同。《古诗·驱车上东门》的主人公望北邙而生哀，想到的只是死和未死之前的生活享受；这首诗的主人公游京城而兴叹，想到的不止是死和未死之时的吃好穿好。

　　开头四句，接连运用有形、有色、有声、有动作的事物作反衬、作比喻，把生命短促这样一个相当抽象的意思讲得很有实感，很带激情。主人公独立苍茫，俯仰兴怀：向上看，山上古柏青青，四季不凋；向下看，涧中众石磊磊，千秋不灭。头顶的天，脚底的地，当然更其永恒；而生于天地之间的人呢，却像出远门的旅人那样，匆匆忙忙，跑回家去。《文选》李善注引《尸子》、《列子》释“远行客”：“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

　　《古诗》中如“人生寄一世”，“人生忽如寄”等，都是不久即“归”（死）的意思。

　　第五句以下，写主人公因感于生命短促而及时行乐。“斗酒”虽“薄”（兼指量少、味淡），也可娱乐，就不必嫌薄，姑且认为厚吧！驽马虽劣，也可驾车出游，就不必嫌它不如骏马。借酒销忧，由来已久；“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经·邶风·泉水》），也是老办法。这位主人公，看来是两者兼用的。“宛”（今河南南阳）是东汉的“南都”，“洛”（今河南洛阳）是东汉的京城。这两地，都很繁华，何妨携“斗酒”，赶“驽马”，到那儿去玩玩。接下去，用“何郁郁”赞叹洛阳的繁华景象，然后将笔触移向人物与建筑。“冠带”，顶冠束带者，指京城里的达官显贵。“索”，求访。“冠带自相索”，达官显贵互相探访，无非是趋势利，逐酒食，后面的“极宴娱心意”，就明白地点穿了。“长衢”（大街），“夹巷”（排列大街两侧的胡同），“王侯第宅”，“两宫”，“双阙”，都不过是“冠带自相索”，“极言娱心意”的场所。主人公“游戏”京城，所见如此，必会有感想。结尾两句，就是抒发感想的，可是歧解纷纭，各有会心，颇难作出大家都感到满意的阐释。有代表性的歧解是这样的：

　　一云结尾两句，都指主人公。“极宴”句承“斗酒”四句而来，写主人公享乐。

　　一云结尾两句，都指“冠带”者。“是说那些住在第宅、宫阙的人本可以极宴娱心，为什么反倒戚戚忧惧，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呢？”“那些*豪门原来是戚戚如有所迫的，弦外之音是富贵而可忧，不如贫贱之可乐”（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

　　一云结尾两句，分指双方。“豪门*的只知‘极宴娱心’而不知忧国爱民，正与诗中主人公戚戚忧迫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从全诗章法看，分指双方较合理，但又绝非忧乐对照。“极宴”句承写“洛中”各句而来，自然应指豪*。主人公本来是因生命短促而自寻“娱乐”、又因自寻“娱乐”而“游戏”洛中的，结句自然应与“娱乐”拍合。当然，主人公的内心深处未尝不“戚戚”，但口上说的毕竟是“娱乐”，是“游戏”。从“斗酒”、“驽马”诸句看，特别是从写“洛中‘所见诸句看，这首诗的主人公，其行乐有很大的勉强性，与其说是行乐，不如说是借行乐以销忧。而忧的原因，也不仅是生命短促。

　　生当乱世，他不能不厌乱忧时，然而到京城去看看，从“王侯第宅”直到“两宫”，都一味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全无忧国忧民之意。自己无权无势，又能有什么作为，还是“斗酒娱乐”，“游戏”人间吧！“戚戚何所迫”，即何所迫而戚戚。用现代汉语说，便是：有什么迫使我戚戚不乐呢？（改成肯定语气，即“没有什么使我戚戚不乐”）全诗内涵，本来相当深广；用这样一个反诘句作结，更其馀味无穷。

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

　　《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译文：

　　庭院里一株珍稀的树，

　　满树绿叶的衬托下开了茂密的花朵，

　　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春意盎然。

　　我攀着枝条，

　　折下了最好看的一串树花，

　　要把它赠送给日夜思念的亲人。

　　花的香气染满了我的衣襟和衣袖，

　　天遥地远，花不可能送到亲人的手中。

　　只是痴痴地手执着花儿，

　　久久地站在树下，

　　听任香气充满怀袖而无可奈何。

　　这花有什么珍贵呢只是因为别离太久，

　　想借着花儿表达怀念之情罢了。

　　赏析：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无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这诗写一个妇女对远行的丈夫的深切怀念之情。由树及叶，由叶及花，由花及采，由采及送，由送及思。全诗八句，可分作两个层次。前四句诗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

　　在春天的庭院里，有一株嘉美的树，在满树绿叶的衬托下，开出了茂密的花朵，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春意盎然。女主人攀着枝条，折下了最好看的一树花，要把它赠送给日夜思念的亲人。

　　古诗中写女子的相思之情，常常从季节的转换来发端。因为古代女子受到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生活的圈子很狭小，不像许多男子那样，环境的变迁，旅途的艰辛，都可能引起感情的波澜；这些妇女被锁在闺门之内，周围的一切永远是那样沉闷而缺少变化，使人感到麻木。唯有气候的变化，季节的转换，是她们最敏感的，因为这标志着她们宝贵的青春正在不断地逝去，而怀念远方亲人的绵绵思绪，却仍然没有头。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这两句诗写得很朴素，其中展现的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的一种场面。但是把这种场面和思妇怀远的特定主题相结合，却形成了一种深沉含蕴的意境，引起读者许多联想：这位妇女在孤独中思念丈夫，已经有了很久的日子吧？也许，在整个寒冬，她每天都在等待春天的来临，因为那充满生机的春光，总会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希望。那时候，日夜思念的人儿或许就会回来，春日融融，他们将重新团聚在花树之下，执手相望，倾诉衷肠。可是，如今眼前已经枝叶扶疏，繁花满树了，而站在树下的她仍然只是孤零零的一个，怎不教人感到无限惆怅呢？再说，如果她只是偶尔地见了这棵树，或许会顿然引起一番惊讶和感慨：时光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年了！然而这树就生在她的庭院里，她是眼看着叶儿一片片地长，从鹅黄到翠绿，渐渐地铺满了树冠；她是眼见着花儿一朵朵地开，星星点点渐渐地就变成了绚烂的一片。她心里的烦恼也跟着一分一分地堆积起来，这种与日聚增的痛苦，不是更令人难以忍受吗？此时此刻，她自然会情不自禁地折下一枝花来，想把它赠送给远方的亲人。因为这花凝聚着她的哀怨和希望，寄托着她深深的爱情。也许，她指待这花儿能够带走一部分相思的苦楚，使那思潮起伏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静；也许，她希望这故园亲人手中的花枝，能够打动远方游子的心，催促他早日归来。总之，我们在这简短的四句诗中，不是可以体会到许多诗人没有写明的内容吗？

　　自第五句发生转折，进入第二个层次。“馨香盈怀袖”，是说花的香气染满了妇人的衣襟和衣袖。这句紧承上面“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两句，同时描绘出花的珍贵和人物的神情。这花是“奇树”的花，它的香气特别浓郁芬芳，不同于般的杂花野卉，可见用它来表达纯洁的爱情，寄托深切的思念，是再合适不过了。至于人物的神情，诗人虽没有明写，但一个“盈”字，却暗示我们：主人公手执花枝，站立了很久。本来，她“攀条折其荣”，是因为思绪久积，情不自禁；可待到折下花来，才猛然想到：天遥地远，这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送到亲人的手中。古时交通不便，通信都很困难，何况这是一枝容易凋零的鲜花呢？此时的她，只是痴痴地手执着花儿，久久地站在树下，听任香气充满怀袖而无可奈何。她似乎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对着花深深地沉入冥想之中。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这简简单单的十个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清晰生动的画面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想象：这位妇女正在想些什么呢？她是否在回忆往日的幸福？因为这奇树生在他们的庭院之中，往日夫妻双双或许曾在花树下，消磨过许许多多欢乐的时光。在那叶茂花盛的时候，她所爱的人儿，是不是曾经把那美丽的花朵插在她鬓发之间呢？而如今，她时时思念的丈夫正在哪儿？可曾遭遇到什么？她自己所感受的痛苦，远方的人儿也同样感受到了吗？……不管她想到了什么，有一点她总是不能摆脱的，那就是对青春年华在寂寞孤苦之中流逝的无比惋惜。古代妇女的生活，本来就那么狭窄单调，唯有真诚的爱情，能够给她们带来一点人生的乐趣。当这点乐趣也不能保有的时候，生活是多么暗淡无光啊！花开花落，宝贵的青春又能经得住几番风雨呢？

　　现在，我们再回顾这首诗对于庭中奇树的描写，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诗人始终暗用比兴的手法，以花来衬托人物，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一方面，花事的兴盛，显示了人物的孤独和痛苦；另一方面，还隐藏着更深的一层意思，那就是：花事虽盛，可是风吹雨打，很快就会落，那不正是主人公一生遭遇的象征吗？在《古诗十九首》的另一篇《冉冉孤竹生》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用蕙兰花一到秋天便凋谢了，比喻女主人公的青春不长，红颜易老。这是我国古诗中常用的一种比喻。但是在《庭中有奇树》这一篇中，这一层意思却并不明白说出，而留给读者去细细地体会了。

　　诗的最后两句：“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大意是说：“这花有什么稀罕呢？只是因为别离太久，想借着花儿表达怀念之情罢了。”这是主人公无可奈何、自我宽慰的话，同时也点明了全诗的主题。从前面六句来看，诗人对于花的珍奇美丽，本来是极力赞扬的。可是写到这里，突然又说“此物何足贵”，未免使人有点惊疑。其实，对花落下先抑的一笔，正是为了后扬“但感别经时”这一相思怀念的主题。无论说花的可贵还是不足稀奇，都是为了表达同样的思想感情。但这一抑一扬，诗的感情增强了，最后结句也显得格外突出。诗写到这里，算结束了。然而题外之意，仍然耐人寻味：主人公折花，原是为了解脱相思的痛苦，从中得到一点慰藉；而偏偏所思在天涯，花儿无法寄达，*白又添了一层苦恼；相思怀念更加无法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