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与艺术特征

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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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古诗十九首》东汉末年无名文人所作的五言抒情诗，他们大多抒写游子、思妇的主题，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深受当时文人的喜爱。它的艺术特色显著的表现在四个方面：情景交融、借事寄情的技巧;意蕴深长的比兴手法;深衷浅貌的语言;生动传神的叠字艺术。它们融合成一种直抒感兴、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被后世文人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抒情比兴语言叠字

　　汉代文坛，名气最大的是辞赋，成就最高的是散文，相对冷落的是诗坛。但是，在*诗歌史上，汉代诗歌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尤其是素有“风余诗母”[1]之称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萧统编的《文选》。产生于东汉末年社会震荡、政治混乱之际，主要反映下层知识分子漂泊蹉跎、游宦无门的境遇和生活感受，并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觅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恨等世俗情怀，富于鲜明的时代特色。《十九首》非一人一时之作，其作者大抵是地主阶级中下层的失意之士。它形式短小，皆为咏叹人生的抒情之作，自问世以来，便一直受到后世文人的推崇和称赞。诗论家们往往将《古诗十九首》和《诗经》、《楚辞》相提并论,王世懋《艺圃撷余》称它为“五言诗经”，钟嵘的《诗品》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2]刘勰称它为“五言之冠冕也”[3]。《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不仅是因为“感时伤世、相思离别”的思想内容与主题情感，还在于它那温婉含蓄、*易淡远的独特艺术风格。下面，就《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长于抒情，感时伤怀，意切情真

　　1.融情入景，情景交融。

　　《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具有惊心动魄的真情美。其抒情方法往往是用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结合，达到天衣无缝、融合的境界。如《迢迢牵牛星》(之十)，通篇写长空寂寥、河汉皎洁的秋夜景色，牵牛、织女二星一水相隔不能相聚。而情在其中，表现了男女离別相思之苦。又如《青青河畔草》(之二)用河边青草和园中绿柳构成的融融春色，寄托了“荡子妇”对久行不归的丈夫的思念和烦闷。又如《驱车上东门》(之十三)用洛阳北邙山墓地的凄凉景色，烘托出一种悲涼死寂的气氛，从而更适宜于表现诗人失望于现实的颓废感情。这些都是把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气氛之中，用特定的景色以烘托人物的情感。

　　感情是抽象的，要刻画离愁、别恨、哀伤、怨思等等，是不容易的，堆砌一连串的形容词也不会引起读者共鸣，《古诗十九首》却把抽象的感情用具体的事物表达出来。如“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涉江采芙蓉”)“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衣裳!”(“明月何皎皎”)从身体的消瘦(“衣带日已缓”)、容颜的衰老(“岁月忽已晚”)和实际的行动(“采芙蓉”、“引领”、“徒倚”、“垂泪”、“出户”、“入房”、“泪沾衣”)来显示久别愁思的痛苦。又如：“回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由看见的景物烘托出内心的悲伤。

　　2.借事寄情，委婉真切

　　《古诗十九首》还善于通过某种生活情节抒写作者的内心活动，通过叙事渗透抒情，使诗中主人公的形象更鲜明突出。《古诗十九首》注重借鉴《离骚》的抒情性，同时“‘古诗’将叙事与抒情合二为一，词意婉转，诗思纤密，明显呈现出一种低回要眇的美学风貌。”[4]古诗充分体现了*古代诗歌那种单纯而优美的抒情性格。如《西北有高楼》写士子失意。它并不抽象地写他如何怀才不遇，失意彷徨，却写“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件的描绘，无意中流露了对那位歌者的同情;“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从而表明了主人公对那个闻声而未见面的人是一个旷世知音;也表明了自己生不逢时的寂寥;最后希望化为双鸿鹄同她一起奋翅高飞，更表明了主人公是个如何奋发有为，而又四顾无侣的形象。又如《凛凛岁云暮》(之十六)一首描写一个思妇怀念良人，梦醒后惆怅伤感的情绪。这是一个蝼蛄悲鸣、凉风凄厉的冬夜，诗中的女主人思念着她的丈夫睡不着觉。她想到天气已寒，而游子还没有寒衣，想到寄锦衾，路途又是如此遥远。想来想去，忽然笃念旧好的良人枉驾来迎，她喜出望外地想，从此携手同归，长相亲爱，这是多么快乐啊!岂料那良人“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竟自无情地走了。心里十分懊恼，原来却是一梦。她当时恨不得飞到良人那边。引领遥望，好像良人还走的不远。此时这位女主人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只觉得凉风拂面，蝼蛄满耳，潮水般的眼泪直涌出来，沾湿了双扉。写道这里，一个孤独无聊的思妇形象就如在目前。这样抒情叙事双管齐下的写法还很多，《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篇都是如此。

　　作为*古典诗歌由民间走向文人自觉创作的标志，《古诗十九首》在抒情艺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二、善用比兴，含蓄蕴藉，韵味无穷。

　　“比兴”是*古代诗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宋代朱熹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通俗地讲，“比”就是譬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地比喻，使其特征更加具体生动、鲜明突出;“兴”就是起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古诗十九首》在艺术手法上，就是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楚辞》惯用的“比兴”手法，衬映烘托，比兴兼用，着墨不多，言*旨远，用得意境深远、贴切自然。

　　《古诗十九首》中的比喻俯拾皆是，多达23处。如：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驱车上东门》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东城高且长》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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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冉冉孤生竹》是成功运用比喻的诗篇：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全诗十六句，纯用比喻的六句，结合比喻的四句，只有“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四句和末尾两句直接叙事抒情。可见，利用比喻表情达意，是本诗的突出特点。前二句“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诗人用简洁的笔墨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图景：一株纤细柔弱的竹子，孤零零地生长在大山的曲坳处。以柔弱的竹子比喻孤弱女子，以泰山比喻游子。诗中女主人公暗示自己本无兄弟姊妹，生长深闺，尚在未嫁，有如孤竹之隐于山坳。下面又用兔丝、女萝有蔓而密，缠绵不解之意，比喻男女之情难舍难分，缠绵固结。诗人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用双起单承的办法，连贯而下，再用兔丝之生长有时，既比喻女子正值青春盛颜，又兴起夫妇生活无比和谐。以上四句，是女主人公对自己婚后生活的美好憧憬。“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四句告诉我们，理想和现实往往天差地远。女子和千里之外的人缔结婚姻，相隔甚远，相见实难。下面“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四句，选用了与其命运十分相似的蕙兰花作比，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使之显得含蓄蕴藉，韵味无穷。“含英扬光辉”，是花的颜色，也是人的丰采;是花的“时”，也是人的“时”。“过时而不采”，应“轩车来何迟”;“将随秋草萎”，就是“思君令人老”的意思。这套比喻，不但形象鲜明，而且在忧愁幽思中不可遏制地散发出一种强烈的青春的生活气息，抒发了青春不长，红颜易老，自伤迟暮的感慨。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情感内涵，使它显得更加饱满，更加生动了。

　　如果说《冉冉孤生竹》里大都是比喻的话，那么《迢迢牵牛星》则是通篇作比。诗中借助民间“牛郎织女”的故事，通过诗人的想象，塑造了一个勤劳的织女形象，着力刻画了织女隔着银河而不能与爱人相会的愁苦。勤劳的织女与心爱的人儿*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阻碍这对夫妇团聚的恶势力的憎恨。这不仅仅是描写了一个天上的故事，而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非常真切的反映。《迢迢牵牛星》与同类篇章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运用了全篇作比的方法，使这首短诗产生了巨大的容量，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艺术使命。

　　《古诗十九首》中许多诗篇都能巧妙的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感。而且，《古诗十九首》中的“兴”是比较复杂的，并非单纯的“起兴”，有的是在开头“起兴”，如《青青陵上柏》以“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起兴，见出孤高正直、磊落坦荡的情怀，然后引发人生短促的处世感慨;《明月皎夜光》以悲秋起兴，铺排秋夜明月繁星及时节物候变化，渲染炎凉气氛;《明月何皎皎》使用“月”这一意象起兴发端，引发诗人的忧愁不寐的思绪;《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用采择芳条鲜花以赠情侣的情节起兴。但也有的在中间“起兴”，如《行行重行行》以思妇自叙口吻倾诉别离相思之苦，在料想疑虑丈夫心情时，用“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起兴，“胡马”“越鸟”皆不忘本，由此衬托出“游子不顾返”的不是，集中体现她压抑不住的内心痛苦。有的是“比中有兴”或“兴中有比”，如“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用“孤竹”兴起下文顾影自怜、闺中寂寞的新婚少妇，这是两句含蓄的比兴语，但同时又以柔弱的竹子比喻孤弱女子，以泰山比喻游子。还有的是“兴中有兴”，如《冉冉孤生竹》首句用“孤竹”起兴，而下文以“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比喻女子的青春盛颜，以“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比喻青春逝去，又兴起美人迟暮的意思。

　　总之，《古诗十九首》中的“兴”和“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融合使用，形成了兴而比的特征。比兴手法的运用，加强了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了诗歌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使得《古诗十九首》永远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三、语言*易，深衷浅貌，语短情长。

　　在语言方面，古代诗论家有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古诗十九首》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浅浅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尽而造语新警，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5]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6]明代的谢榛也认为《古诗十九首》“格古调高，句*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矣”，“**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7]《古诗十九首》诗中没有刻意雕琢的华丽词句，外貌看似*淡，但仔细咀嚼斟酌，就知道这些好像陈年醇酒，其味无穷，犹如顺口说来。浅*而不浅薄，通俗而不庸俗，似乎从肺腑中自然流淌出来，十分自然。

　　如：《行行重行行》(之一)中，前两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简单的文字，*浅的句子，表面看来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但细心分析，就会发现写得思绪千里，柔肠百转。首句“行行”动词重叠，使得诗歌形象处在连续的动态之中，暗示路途漫长，再一重复，“行行”、“行行”表示路途更加漫长而遥远，有走不尽的意思。说明“生别离”的缘由;表明相去之远、相别之久;暗示游宦或游学的无果而终;预示了会面的虚无和缥缈。“与君生别离”的“生”字，表明不应当别离而生生别离，这对于女主人公心灵上的伤痕，深锐刺痛，不难想见。最后两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表现了诗人的无奈、愁闷，只得搁下这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而给以恋人贴切的安慰和深长的祝愿，自然流露出这种相亲相爱、始终不渝的真挚情感。

　　再如《去者日以疏》(之十四)：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古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

　　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全诗都用质朴自然的文字从容地写来，短短十句，就给我们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境界。拿中间的写景来说，除了“白杨”两句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其余全用白描，其新旧之感、肃杀之气，全从客观物象中自然流露出来。日月随波，世事不常，以倏忽有限之生命竟有无法摆脱之羁绊，虽欲回归故里得享天伦，奈何“欲归道无因”。最后一句，**静静，但感情之复杂，心情之沉痛，直使人惨然变色。

　　*易自然的语言，给予人们亲切、明朗、纯朴的感觉。说到语言的*易清新、一字千金，《十九首》中处处可见，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之十七)“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客从远方来》之十八)这些句子，不掺杂任何扭捏做作，完全用一种清新简练的叙事口吻，好像诗人跟读者面对面谈话。而且，诗人的感情表露的那么坦率、单纯、明朗，完全没有装模作样，藏头露尾的形貌。

　　其他诗中，《青青陵上柏》(之三)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今日良辰会》(之四)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生年不满百》(之十五)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干岁忧”、《驱车上东门》(之十三)中“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等等，来形容人生短暂、岁月易逝，贴切形象，用语精警。《凛凛岁云暮》中的“眄睐”、“引领”;《明月何皎皎》中的“徘徊”、“彷徨”等词语，不仅描绘出人物外部动作，而且深刻地揭示出人物内心的感伤与失落，这样的抒情，用*易浅析、自然流畅的语言道出极深厚含蓄的感情，浑然天成，不着痕迹。

　　四、巧用叠词，准确和谐，生动传神。

　　《古诗十九首》在语言上的另一特色是叠词的运用。《文心雕龙》云：“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8]顾炎武说“诗用叠字最难”，但《古诗十九首》中有十三首用叠字三十一处，共用了二十一個叠字。分别如下：

　　行行——副词，形容行走不止的样子;

　　青青——形容词，形容草木葱茏;

　　郁郁——形容词，形容草木茂盛;

　　盈盈——形容词，同“嬴”，美好的样子;

　　皎皎——形容词，明亮之意;

简论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简论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知道一些经典的古诗吧，古诗有固定的诗行，也会有固定的体式。你知道什么样的古诗才经典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简论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欢迎阅读与收藏。

　　简论古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五言诗起源于民间，这是一个基本看法。汉代以前民间已经有古代的“风谣”出现，比如春秋末期的“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秦始皇时的“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西汉时民间歌谣已经开始大量流行五言诗，如西汉长安的“城中谣”，见于《后汉书·马援传》之后所附：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些歌谣被采入乐府后，便成为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西汉乐府中的“饶歌十八曲”中已经有五言体，东汉乐府诗中的五言体已经占了主要地位。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也开始学*写作五言诗，东汉初年班固的《咏史》便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东汉文人五言诗中。有署名的作品不多，大量是无名氏的作品。

　　东汉无名氏的五言诗又被称作“古诗”，古诗本是魏晋南北朝对古代诗歌的通称，后来专指东汉无名氏的文人五言诗。钟嵘的《诗品》提到的古诗有五十九首，今存三十首左右。尽管很多东汉五言诗都消亡了，但东汉文人五言诗的精华部分都保留下来了，这就是古诗十九首。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历来曾有过很多推测，或称是枚乘所作(见于《文心雕龙·明诗》)，或称是曹植、王粲所作(见于《诗品》)，均不可靠。*代研究者多以为，这些诗是东汉桓、灵时代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并非一人之辞、亦非一时之作。这个看法，无论从五言诗的发展历史，还是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内容来看，都是可信的。

　　具体说，从五言诗的发展历史来看，东汉班固的《咏史》是最早的作品，其表现手法还不成熟。而古诗十九首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人五言诗，所以不可能出现在西汉初年。从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思想内容来看，十九首所描写的洛阳还非常繁华，这说明应该是在董卓焚烧洛阳之前，因此也不可能晚到曹植所处的建安时期。

　　一、思想内容

　　东汉末年，游宦之风甚盛，许多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追逐功名，便不惜到处奔走，因而形成了“游宦”之风。游宦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能做官，一种是不能做官。而一旦他们仕途失意、功名不遂，游子便会牢骚满腹，感慨万分。又因为他们有着较好的文学素养，所以往往借诗抒情，这便是古诗十九首的写作背景。由于十九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它的内容不外乎两大类：

　　(一)抒发相思离别之情思

　　这是就游子、思妇而言的。这类作品数量较多，成就也较大。如思妇思念游子的《行(hang)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表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客从远方来》：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而游子思家的有《涉江采芙蓉》《明月何皎皎》等。这些相思离别的歌咏，是十九首的重要内容，而透过游子、思妇的这种相思之情，又可以使读者感到流离失所、有家难归的动乱时代的背景，而这正是东汉末年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二)表达伤时失意之苦闷

　　这是就游子本人而言的。这类作品往往是作者有感于人生的短暂，希望及时努力建功立业，表现出一定的自敬、自励，其中也有一些流露了知识分子失志后的牢骚苦闷和纵情享乐的思想。如《生年不满百》中的“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驱车上东门》中的“不如饮美酒”等。

　　总体看来，十九首虽然从某些侧面反映了东汉末年那样一个动乱不安、危机四伏的社会，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不过它所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所接触的社会矛盾也是不深的，诗中弥漫着伤感的气氛。但值得注意的是，十九首对文人的心态，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理刻画非常深刻、独具特色，标志着人性的觉醒，标志着文学向人学的转变。虽然说文学的真正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其实这种觉醒早在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和抒情小赋中就已经出现端倪，就已经开始了。人性的觉醒就是思考人活着是为什么，人生意义何在的问题。因为*文化的早熟，宗教在*历史文化的演变中过早的式微，超自然的人格神没有最终在历史中留驻，宗教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为人们提供一个精神寄托之所，所以人们从春秋战国之际就开始思考人的精神的归属问题，人生意义的寄托问题。追寻的结果是，儒家选择了社会，道家选择了自然，儒家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寄托人生价值，即追求人在社会历史中的意义，在社会历史中实现人生价值，因此，文人的宦游即是追求立功之举，而动乱的年代使他们的追求落空，最终失去了人生寄托，因而产生人生如寄、时光怵惕的感伤情绪。同时，在这种感伤和思考中，他们也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于是道家思想中的物我同一，齐生死等万物的思想也流露了出来，如《驱车上东门》中讲到“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而坟墓上“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然后想到“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因此可以说，古诗十九首中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是魏晋时期人性觉醒的先声。

　　二、艺术特色

　　(一)高超的抒情艺术

　　十九首中篇篇都是言情之作，与乐府民歌不同的是，作者抒情的方法主要不是通过叙事，而是靠事物的烘托融情人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最典型的就是《迢迢牵牛星》一诗，通篇全是写景，诗人写天上没有情感的牵牛织女星，全是看到的情景，但情在其中，情景相生，真有化工之妙。

　　另外，它还运用多种方法和技巧来抒情，如运用梦幻、化鸟等浪漫主义手法来抒情，起到了独特的效果。

　　在古诗十九首中，有些诗歌为了表达相思别离之苦，运用了化鸟这样一种独特的想象：“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凛岁云暮》)通过愿意化为双鸿鹄和晨风鸟的想象表达思念之深。

　　还有梦幻、分离造成的思念之情日积月累往往使人产生错觉、幻觉。弗洛伊得认为，人的潜意识处在强烈的压抑中，当人在清醒的时候它像海底的冰山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处，这种压抑往往会在梦中得以释放。梦幻是长久离别造成的心理缺失的补偿机制。

　　在古诗十九首中，梦幻将游子思妇的相思离别之隋表达得尤为深切，如《凛凛岁云暮》：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呜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徙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此诗写远行之人到年岁将尽时还不见还家，思妇一方面盼着他回来，同时还担忧丈夫没有寒衣怎么抵御严寒。由于思念太深而产生了猜疑：“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正因为这种思念加猜疑的复杂感情使她因此生梦，后面即写梦中事。庆幸的是“良人惟古欢”，不曾抛弃旧爱，且“枉驾惠前绥”，丈夫委屈自己亲自驾车来接自己同去。这梦中事、梦中情全是思妇昼思夜想的情景。可是好梦太短，“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良人随梦而来，乘梦而去，留下的只有“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了。

　　(二)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作者通过抒情、叙事、心理刻画与细节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别具特色、非常鲜明。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青河畔草》，通过这首诗可以想象，在绿草青青的河畔，有一座长满垂柳的园林，园中的楼上有一位美丽的少妇，当此美丽的季节在凭窗远望，思念游子。对画中人物作者有特写镜头，“娥娥红粉妆”，配上周围的风景，人物形象非常鲜明。

　　(三)多用比兴手法

　　十九首中比兴手法运用最多、最自然、最贴切的，奠过于《冉冉孤生竹》，诗中先以“孤竹”结根于泰山之阿起兴，接着以“菟丝(新婚女子的自比)附女萝”来比喻婚后夫妻感情的缠绵，然后是“伤彼蕙兰花(女子自比)，含英扬光辉(新婚女子的美丽)。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又是比中有比。

　　(四)语言自然精练、生动含蓄

　　十九首的语言都是不加雕琢、**道出，“若秀才说家常话”，但却是句*意远、自然过人，所谓深中浅貌、短语情长、耐人咀嚼、禁得回味。如“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等。而成语典故的信手征引和叠字双关的巧妙运用，更增强了语言的这一特色。成语的运用如《明月皎夜光》一诗，其中的“不念携手好”，用了《诗经·邶风》里的话;再如《东城高且长》中的“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其中的“晨风”出自《诗经·齐风》中的《晨风》，“蟋蟀”则见于《诗经·唐风》中的《蟋蟀》。叠字运用方面，以《青青河畔草》最为典型，《迢迢牵牛星》中也有大量的叠字。双关语的运用如《客从远方来》，“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其中的“长相思”是一种丝棉，用在棉衣里;“缘”是指袖口的装饰，讲的也是夫妻之情。这对十九首语言的.优美和表现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总之，古诗十九首，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在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影响。其在思想上的成就在于开了文学向人学转变的先河，是文学自觉的先声;其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标志着五言诗这种*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诗体形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它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这都说明古人对十九首艺术成就的高度评价。

　　关于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作者已经无法考证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乐府本是汉武帝时开始设立的一个掌管音乐的官署，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配乐演唱外，还担负采集民歌的任务。这些乐章、歌词后来统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今存两汉乐府中的民歌仅四十多首，它们多出自于下层人民群众之口，反映了当时某些社会矛盾，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同时，其风格直朴率真，不事雕琢，颇具独特的审美意趣。

　　《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内容多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消极，情调低沉。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古诗十九首》*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作者和写作年代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价值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的《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遂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是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

　　二是它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是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四是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有哪些

《古诗十九首》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主要内容大致反映了汉末的下层士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一类是描写游子思妇的相思离别之情，一类是写追求功名富贵的强烈愿望与仕途失意的苦闷哀愁，其情感一以贯之，即以闺人怨别，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的描写，表现出浓重的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这种情绪虽然是消极没落的，但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现实的意义，亦是当时政治黑暗的一种反映。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概言之，一是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借景抒情，如明月皎夜光，诗人有感于深秋季节见物换星移，时序转变而产生朋友相交不终，世态炎凉的感叹，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增强诗歌抒情性，二是通过生活细节抒写作者内心活动，以含有叙述成分的情节突出诗中主人公的形象，如迢迢牵牛星，叙织女的神话故事，表现诗人脉脉不得语的相思之苦，又如西北有高楼，以描写女子高楼抚琴，抒发作者知音难遇的感慨，三是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其衬映烘托，语短情长，含蓄蕴籍，几乎涵盖了所有十九篇诗章，典型的如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等，四是语言不饰雕琢，浅*自然而又精练丰富，情味隽永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下开建安诗歌，乃至唐诗，对我国诗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附:《古诗十九首》

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之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夫。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之三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之四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

之五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之六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简述诗歌的艺术特征

简述诗歌的艺术特征

　　在日常学*、工作和生活中，大家都听说过或者使用过一些比较经典的诗歌吧，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其实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好的诗歌，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简述诗歌的艺术特征，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有哪些景物，哪些景物有些什么表达技巧，这些景物用了这些变现手法抒发了什么样的感情。至于表达技巧种类就繁多了，例如：

　　⑴、修辞方法：比喻、拟人、设问、反问、借代、对偶、夸张、衬托、用典、化用、互文、反复等；

　　⑵、表达方式及表现手法：记叙、议论、描写、抒情。表达方式：诗歌的形象性与抒情性要借助各种艺术手法来表现，我们要了解一些常见的艺术手法。诗词中主要运用叙述、描述、议论、抒情四种表达方式，这其中描写、抒情是考查的重点。抒情可分为直接抒情（直抒胸臆）；间接抒情（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情景交融）。描写：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点面结合、明暗结合、正侧结合、声色结合、粗笔勾勒、白描工笔等。表现手法：赋、比、兴；抑扬变化、铺陈描写、象征联想等。

　　⑶、篇章结构：首句标目、开门见山、曲笔入题、卒章显志、以景结情、总分得当、以小见大、层层深入、过渡照应、伏笔铺垫等。写作手法属于艺术表现手法（即：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法，也含表达手法（技巧）），常见的有：夸张，对比，比喻，拟人，悬念，照应，联想，想象，抑扬结合、点面结合、动静结合、叙议结合、情景交融、衬托对比、伏笔照应、托物言志、白描细描、铺垫悬念、正面侧面比喻象征、借古讽今、卒章显志、承上启下、开门见山，烘托、渲染、动静相衬、虚实相生，实写与虚写，托物寓意、咏物抒情等。表达方式就是常见的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其实也属于艺术表现手法）。修辞手法就是常见的比喻、对比、比拟、对偶、借代、夸张、互文、双关、反问、设问、反复、反语、引用等。

　　拓展：《古典诗歌的艺术特征》学*笔记参考

　　一、意境

　　(一)情景交融

　　情景交融就是心中的景带有感情的色彩，生命的色彩。心、物合一、重生的新景再也不是客观的景，它已不属于物质世界，生物学的景，而通过由生命、感情、思想的发酵，重生为你艺术世界的情与景。

　　(二)虚实相生

　　虚与实是意境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论意境必淡虚实，什么是虚与实？

　　所谓实境，是指诗直接写出的具体内容，诸如景、情、事、物等。通过实景的描绘，抒发、给人以想象的余地，给人以美景和回忆的空间。是基础，一定要写好，才能作为虚的铺垫。

　　所谓虚境，是指由实境所诱发而想象和体味感悟的诗外之景、情、意等，是升华，神境。如国画中的空白，即留白。由实景激发我们想象的像外之像，景外之景。

　　如当代诗人严阵的《冬之歌》：

　　春天芳香，夏天明朗，秋天金黄，

　　唱支冬天的歌吧，冬天充满希望！

　　对春夏秋景的描绘是实，写其味、色、光等，写得很实。然后笔调一转，写冬天却无具体的景色了。但充满希望一句给人丰富的联想。（不实写）

　　虚与实，重要的是写好实的部分，让字面上的诗句打动人启发人，并化作无尽的情思在想象的世界里荡漾。

　　如南宋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前面是写景，二句实在地写，做铺垫，作为后面两句的基础，升华的空间，“一枝红杏出墙来。”给人以视、听觉，“一枝”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

　　例：形容花开，如用“层林尽染”，很美艳很有激情，但这样已经写完写尽。但如写成“万绿丛中一点红“，给人眼前一幅画，想象又是一幅画，给人回味，想象的美感，含而不露，给予你很多空间以想象，更打动人。所以写诗不能完全写完，给一点东西让人想象。

　　出自北宋诗人宋祁的《木兰花》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绿：用形容词作为动词，给人予生机勃勃的画面；

　　春意闹：闹字在此给人予很多想象。

　　一首诗要有意境，不能太实，如句句写实，没能给人一种想象的空间，无诗意，焕发不出诗的美感。

　　也不能太虚，也不好。

　　(三)气韵生动这是意境的本质特征。

　　气，是指生命之气，自然界的山川大海，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等都是有生命的，大自然因此而繁盛不衰。人类更是吸万物之精华，呼宇宙之灵气，有丰富的情思和生命的性灵，成万物之灵。

　　韵，一方面指意境有饱满的情思，韵味十足，让人品尝。同时也指自然界和人的生命情感律动的节奏与和谐，其一呼一吸、一动一静、一阳一阴等等都节奏有致，和谐自然，具有音乐那样的美感。韵很重要，古人云：“有韵则生，无韵则死。”

　　气韵生动，就是要写出万物的生命之气，并放在富有音乐美的节律里表现，升华出内在的精神气韵。

　　李白的《将进酒》，诗人豪饮高歌，借酒消愁，抒发忧愤深广的人生感概。生动地传达出生命的豪迈之气。

　　柳永的《雨霖铃》写尽离愁别绪的伤感。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王维的诗，追寻自然，崇尚自然，所以在他笔下，大自然呈现出五光十色的生命异彩。王维的情感也融化在自然的生命里，生动的`气韵表现为生命的灵趣。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描绘了幽静的空山，夕阳返照的小景。大自然要在黄昏歇息了，但夕阳返照时那一刻的光彩仍然动人，静中有动，以静写动，生命的灵气与趣味在那一静一动的节律中显现。

　　王维的《栾家濑》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水波相溅时的一跳一跃，白鹭受惊吓和恍然大悟的一飞一落，尽管是自然生命跳动的一瞬间，也被诗人欣喜地捕抓到，融进去了，画面一派情趣盎然，是有节奏的自然。

　　当代诗人饶庆年的诗《幽蓝的黄昏》

　　牛绳，牵一条

　　弯曲的小径。

　　小径，牵一支

唐代马的特点艺术特征

唐代马的特点艺术特征

　　唐马是唐代的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也是唐代经济基础形象的一个侧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唐代马的特点艺术特征，欢迎阅读和参考，希望能帮到大家!

　　唐代马的特点

　　唐代的马俑是以饱满、健壮、安静的形象和动势特征见长，大量的唐代马俑姿势是一些等候主任的鞍马和等待货运的立马。这些彩陶与三彩的马和骆驼是描写来回跋涉运送珍贵的商品、丝绸和布匹的行脚，有的配有少数民族和外国的牵马者，这就很容易看出这些马是丝绸之路的常客。唐马雍容的姿态，不同于汉马的飞驰也有一些唐马佣刻有小猫小狗坐在马背上，反映出唐代生活安定。这些立马和游马雕塑的大量出现，是和唐代强盛和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反映唐代有许多西域人来往于长安的盛况，那些经由丝绸之路而来的少数民族和中东、西欧各国的商队、旅客和使节，都成了雕塑者的观察和雕刻的对象，这个贸易集散的大都市又是政治中心的长安，街头满是马厩，有着千千万万的各种良马。这些马住在马厩或伫立街头，都是雕塑家乐于取材的。唐马是唐代的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也是唐代经济基础形象的一个侧面。金银壶上的“舞马”浮雕，构思别致，形式独特，是难得的艺术精品，它记载的唐代马戏风格，也反映出唐代的繁荣。造型艺术反映出一个社会的侧面，社会生活又左右艺术的内容、形象和风格。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墓左右的六块骏马浮雕像。它在世界美术史上是占有地位的著名雕刻，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打仗时骑过的六匹立过功的战马。

　　从浮雕的形式和层次的处理方式看，六骏和汉代的浅浮雕不同，前者立体感强，体积丰满，层次也较丰富，它以艺术处理来调整比例压缩的各层次之间的关系，既丰富了空间感，又使浮雕的深度成为有条理的简化层次，使之适合建筑*面与室外光线，这种处理方法，在第三空间——“深度”的表现力方面，比起浅浮雕优越，使六骏技法增加了刻画具体形象的艺术手段，更利于表现马的形象，成为具体和造型饱满的六骏，更由于浮雕各层转折明显有力，以及浮雕起位构成的轮廓线小于马的轮廓线。有些靠浮雕底板部分增加了往里转折的面和线，个别位置运用镂空，构成较深的颜色。骏马立体感和脱离浮雕底板的视觉效果，使六骏浮雕能充分的体现唐太宗需要“锲为真形”的艺术手法，从这个要求来看，正是汉代画像和浅浮雕锁不能实现的，六骏浮雕得到巨大的进展，成为肖像马浮雕的高峰。

　　但是汉代的浅浮雕在上述方面的不足，并不损害汉代画像马的水*，因为汉马画像砖石在反映奔马速度感觉方面，却胜过六骏，体现马援奏折中“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的飞速观念形态。雕塑的技术往往是观念的产物。

　　汉代马的特点

　　汉代的马雕像不同于秦代的写实和严谨，而是在形和神的结合程度上有了新的提高，《铜奔马》和《马踏匈奴》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亦称《马超龙雀》(原名《马踏飞燕》)，自从它重见天日以来，就在艺术界和考古界受到极大的重视。

　　这件雕塑 按168—172年间东汉出土的作品，武威出土，作为河西四郡之一的武威，在当年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河西地区又是重要的牧马基地，从西汉到东汉数百年间，名马良种都在河西繁殖。传警骏马尤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在武威发现《铜奔马》这样的雕刻艺术正是东汉时期战争状态的生活反映。

　　《铜奔马》的艺术造型异常精巧。骏马腾跃之雄姿作凌空之势，后脚落在一只飞行的燕子身上，它栩栩如生的表现出了骏马的神速，甚至空中的.飞燕速度也落在神马的后面。“奔马塌飞燕”仅仅是一个情节，烘托马的神速，雕刻的主题思想是不断的飞速前进去执行战争的任务。这位汉代的无名雕刻师，以他奇妙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造型手法塑造了神速的骏马。把造化之形和心灵之意凝聚成艺术的精华。它是我国雕塑历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一尊艺术精品。

　　《铜奔马》的形象豪纵，它昂头竖耳，万里骁腾，“竹批双耳骏，风入四蹄轻”，“是何意态雄且杰，骏尾萧梢朔风起”，“莫嫌金甲重，再去捉飘风”，从上述的历史趣闻以及杜甫、李贺写的句子，仿佛就是《铜奔马》的形和神，而《铜奔马》正是这些神马记载和诗文的佐证。

　　《铜奔马》似马，但概括而夸张，它不完全似生活中的马，正如它的神速超越了生活中常见马匹一样，不同于凡马。*传统雕刻重视内容的真实，但更为注意提取表现主题的神和形，这些理论指导着*古代的雕刻艺术。

　　《马踏匈奴》和《铜奔马》都是汉代杰出的艺术遗产，他们都不是生活中某一匹具体的马，而是具有时代的特色。它的构思和雕塑情节的选择，全采用了出色的雕塑语言艺术，而且造型也有鲜明的风格。汉马轮廓有力，体积的转折明显，形象方头*腹，这种形象和造型符合战斗性格的意象。

　　《马踏匈奴》则以安详静止的姿态出现，《马踏匈奴》是几年霍去病将军出奇制胜以少胜多，深入敌后消灭侵略者的内容，描绘战胜至欢愉和继续警惕的神态。战胜奴隶主的战马既警惕又安详，既善良又含讽刺的神情，似乎在讥笑被他踏在下面的残暴的侵略者，仰卧马下挣扎的人是形象凶恶的武夫，露出一副绝望的表情，反衬出马的英雄形象，构成别具匠心的构图。在造型上特征明显，同属汉代的马，《铜奔马》的脚《马踏匈奴》的脚又各有不同的特色，奔马的脚细而刚健有力，既符合良马的形象，也有助于飞驰的意境，而《马踏匈奴》的马脚粗而坚实厚重，犹如四根巨大的石柱，与马身造型配合，使马构成永久性的柱石建筑感，加强了“侵略和永不翻身”的的意象。值得注意的是用马的形象代替霍去病大将军成为石雕群的主像，使它具有象征性，具备浪漫的特色，使观众联想的领域更加宽广，同时也可以看到马的形象在汉代的位置和马在传统艺术中的重要地位。马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崇敬。

　　马不是一般的动物和家禽，而是正义、善良、胜利、美好的象征，正如古诗描写的那样：“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打功。”征战连年的汉代，流下了许多雕刻的战马，生猛而响亮的汉马雕刻，动态强烈，感情含蓄，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

　　秦代马的特点

　　秦马雕刻已经具有很高的技术和艺术水*，以兵马俑为代表的秦马雕刻，创作出雕塑史的高峰。秦始皇统一了全国以后，六国的雕塑能工巧匠都成了秦始皇的工匠，秦国的雕塑成为宣扬秦国国威的工具，“把天下兵器铸造成十二金人”是一例。兵马俑雕塑向我们展示了秦时期写实雕塑技术的高超，当时的“陶马俑”塑造与制作的技术与艺术，无愧是古代第一流的艺术品。陕西临潼出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显示那种“威仪樀樀”的阵容，与万千人马的形象，既显示出秦代统一天下的武装力量，也说明了艺术造诣的水*。这些看上去和真马等大的陶马，是生活中大型马匹的尺寸，但在未烧制前的陶马成品，更比真马的体型大过越百分之八十左右，这样庞然大物——马的陶塑，能刻画成为形体矫健，而且又都是具体的良种，说明了秦时雕塑马的卓越成就。这种重视良马形态的秦代雕塑，大都符合古时良马活千里马的要求，使人感到秦马俑是“兵强马壮”的壮马。是战斗力很强的军马。为了表现“马”力的雄伟，它以马形与造型强调形象的健壮，在造型上要求结实和有生气，它不同于东周洛阳铜马的浑厚和庄重，而突出表现良马的任性和结实重视奔马或力士马奔跑和运动时主要筋骨肌肉的塑造，强调这些部分造型的准确了力量，构成耐劳的特性而且在关节与蹄腕等能活动的部位，则雕塑出灵巧、结实的外形，雕刻家重视肌肉骨骼突出与隐去的形象与位置及其穿插关系，做到了“来去分明”，“交代清楚”。马的胸腔、骨盆、头颅的造型，各自成为坚固的整体，颈项与腰部等把主要体积相连接的部位，又塑造出了便于活动的外貌，加上马腿脚造型的恰当，比例适度构成了矫健耐奔跑的基本形。

　　秦马造型是根据生活中良马外贸的综合，但又重视具体特征，它不是柱体的几何物形，因而在观看秦代陶马之后感觉到动物的热量，而不是静物的质感或者静止的感觉。显示出有高度写实能力的秦马俑，是许多有特点的局部组成的，但这些局部并不跳跃，而是适宜的归于整体当中。曾经一位西方现代雕塑名家对兵马俑十分佩服，他赞颂兵马俑雕塑的整体感强，而且造型与材料的性能非常吻合，是杰出的雕塑艺术品。

　　秦始皇陵兵马俑中的陶马是表现待命战斗的战马，它并无疲乏的表情，立马成了充沛精神的待命，是内力含蓄的神态，这形神兼备的雕塑艺术的“神采”，是来自生活形象与造型的刻画之中，待命战斗的秦马，蕴藏有充沛的、动的能量。但雕塑所表现马的动作，是静态，是积蓄力量耐心待命、含蓄的静态雕塑艺术精品。秦岭兵马俑之技巧更为上乘之精品。

　　拓展：唐代时期马的特点

　　众所周知，盛唐一世，物华天宝，强盛的国力和繁荣的对外交流带来了*养马业的极大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唐朝时期是*历史上马品种最丰富的时期。而大唐初期的马匹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外域贡马、战争俘获、隋宫厩马和互市买马。外域贡马主要来自于东西突厥以及其势力范围下的西域诸国，如焉耆、康 居（乌兹别克）、坚昆（柯尔克孜）等；战争俘获则是唐初在多次对突厥的战争中俘获的突厥战马，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载：大业二十年，李世民从李渊，会马邑 郡守王仁恭，大破突厥于马邑，“获其特勒以乘骏马”武德五年，“突厥颉利可汗率众来寇，李神符出兵与战于汾水东，虏其马两千匹。又战于沙河之北，获其乙利 达官并可汗所乘马及甲。”武德八年九月，“突厥入寇幽州，王君廓破其，获马五千匹。”贞观四年，李靖北击突厥，“虏驼马数十万计。“张宝相擒颉利并其所乘 千里马以献。通过战争，对唐帝国的马匹数量进行了大量补充。而在唐之前的隋朝，隋文帝隋炀帝父子 ，也曾多次接受外域所贡良马，充实宫廷马厩。如开皇十二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大业三年五月，突厥启民可汗献马三千及兵器新帐等。

　　隋亡后隋朝宫廷的御马被唐所接收，成为其马匹来源之一。再加上李渊、李世民时期与突厥的互市买马，使得唐朝的马源极大地丰富并发展。据统计，当时从各族与西 域各国引进的优良种马高达83种之多，如吐火罗马、骨利干马等。从以上四条渠道，我们可以看到，唐朝的马匹来源大都来自于北方突厥或突厥控制下的西域诸国。那么，究竟什么是突厥呢？

　　突厥是*古代民族。先世源出于丁灵、铁勒。西魏时首领土门击败铁勒，破柔然，建立*，东至大兴安岭，西抵西海（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接阿姆河南，建立了官制，有立法，有文字。隋初分裂为东西两部，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攻灭* 厥，在武则天时期，再度建立后*厥帝国。隋末唐初，西突厥势力强大，中亚和新疆地区都受其统治。突厥人长于养马，也善于与西域各国换马，更时常从其他民 族掠夺或勒索良马。《唐会要》卷七十二说：“突厥马技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

　　唐朝时期突厥的涵盖面非常广，包括了现今内外蒙古、新疆等大片区域，而所覆盖的草场类型多达十余种。在这么宽广的区域内，所繁育的马匹种类必然也是不相同的，在气质、体质上都会有着比较大的差异。我们只能综合其特点，归纳为悍威强，体质干燥结实。*厥主要为粗糙型的草原马，而西突厥及西域各国则相对较为清秀细致。

　　从现存唐朝宫廷仕女骑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唐马形象大多圆润丰满，弯颈圆腹，四肢则纤细直长，排除其 夸张得艺术手法，我们不难发现，这和*马的很多特征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唐朝宫廷里已经存在有*马或者其杂交品种。著名的昭陵六骏中的青 骓，也可以为我们的结论佐证。青骓马形上有明显的“双脊”特征，即马脊椎两侧上有两条肉脊，使人在马上骑起来非常舒服。双脊是*马的特征之一，也是乘骑马的优良特征。但其头部轻微凹陷，与典型的凹头有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应该是*马与突厥马系的杂交马

诗歌的艺术特征介绍

诗歌的艺术特征介绍

　　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诗歌的艺术特征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诗歌是以意象为诗情表达的基本结构单位，借助丰富的想像和新奇的比喻，以具有强烈节奏感和音乐性的语言，高度概括地表现诗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深刻理解和对生活的由衷咏叹的文学体裁。它是深缅的思想和饱满的感情，在创造性想象的过程中交融在一起而显现出来的一咱精练而富于感染力的艺术。

　　一、抒情性是诗歌的根本艺术特征

　　小说、寓言和童话主要通过人物或动物和故事情节来再现生活的；散文主要是借助一定的人物、事件和场景来再现生活；戏剧主要是通过人物的矛盾冲突、语言和旁白来再现生活的。而诗歌则是主要通过抒情的方式反映生活的。因此可以说，抒情性是诗歌的语言艺术。有人把抒情性称为诗歌的灵魂。

　　诗歌的抒情性，是指诗歌不但用抒情的方式反映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且是通过抒情的方式来打动和教育读者。郭沫若说过一句话：“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性构成了诗歌的艺术生命，离开抒情性谈诗歌是没意义的，因为抛开抒情谈诗歌，诗歌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价值。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诗经》，反映了三千年前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

　　有人说，诗歌是用来抒情的。我们不能超越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但能超越心理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而这种超越就是要通过诗歌里面的抒情来完成。现在我们不能经历杜甫诗人所处的战乱社会人们的疾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杜甫的《登岳阳楼》中的抒情情感去感受。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西出阳关无故人”巧妙地传达了作者与朋友依依不舍、叹息流泪，说着相聚时的欢乐，分别的无奈，别后会有的思念的思想感情。也许现在分别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不但交通方便，联系也方便，只要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一封E-mile就可以联系上对方，甚至可以通过视频看见对方那熟悉的面孔，但是当时交通不便，今次分别不知何年何日才能重逢，生离也就是死别。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歌是李白的`一首思乡诗，他把自己身在他乡的那份寂寞、思乡之情用二十个字淋漓尽致一表露出来。当我们离开家乡的时候也会对着月光念起这首诗，特别是中秋节的时候这首诗尤其流行。这就是诗歌表现出来的艺术灵魂。一首优美动人的之所以千古流传下来，之所以为千百万读者所吸引，尽管有些诗歌所反映的内容与我们相距十分遥远，不复有与诗同时代的体验，但仍会为其诗所震憾，这就是诗的抒情所体现的美的力量，其内在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感情的饱满真挚。

　　二、形象美是诗歌的基本特征

　　小说戏剧的主要表现手段是故事情节、人物对话，而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段是诉诸读者直观感觉的形象和声韵。形象鲜明、声韵铿锵是诗歌的共同特点。

　　唯物辩证主义认为，把握事物的本质就是要通过现象看本质。人脑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外界事物为人感知，反映到大脑中，经过思维抽象出结论，这结论是对景物的本质的认识。然而本质的认识是抽象的、静止的、综合的，也是无个性的，我们该如何表达它呢？例如，我们敬爱的*逝世了，人们都感到非常沉痛，人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沉痛？我们可用“心如刀绞”、“哀漠大于心死”等词语来形象地表达失去*的痛苦，诗歌也一样讲求形象。当我们旅游归来，告诉朋友那里的景色优美，但我们单纯地说“那里的景色好美哦！”别人会无法想象到底有多美，是像湛江的湖光岩一样美吗？还是像肇庆的鼎湖山一样美？我们可以用一句概括性的话来表达，例如“桂林山水甲天下”，然而这还不够形象，必须作一番形象的描绘才行，就像白居易作的《钱唐湖春行》用优美的语言把自己所看到的景色再现在读者眼前。

　　诗歌有抒情诗、叙事诗、说理诗之分，抒情诗往往情景交融，有景物形象，而说理诗特别是解读人生的哲理诗，哲理本来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要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来表达，通过情来打动人。因为诗歌是通过抒情来引起读者思想上的共鸣，诗人的感情是通过具体事物的感受来调动的，他必须把这具体事物的形象再现出来，才能让人知道他感情的由来，而且也让人有同感。形象化使人有美的感受，也使人感到容易理解和接受。苏轼的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借一座山来说明抽象哲理的，以具体写出的诗除了具有形象美以外，本身是灵活的，意象玲珑，可从多角度作多面观，似乎涵义无穷。*的诗歌理论强调的意象既要有意，还要有象，通过形象来提示意义，形象可以说是诗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音乐美是诗歌的先天素质

　　汉朝的乐府是配乐演唱的，唐宋的词有曲牌，而诗是用来唱的，尽管它发展到后来诗与歌逐渐分离，有的已不能唱了，但音乐的本性依然保持不变。诗歌是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它在最初的阶段是和音乐、舞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古代社会里，人们打猎回来，要祭祀，要庆祝，他们是围着篝火跳舞，敲着鼓，唱起歌。皇宫里祭祀也是吟唱诗，青楼里的歌妓是歌唱诗。可以说，音乐美是诗歌的一种先天的素质。

　　古今往来，在各类文学和艺术中，诗歌与音乐是最接*的艺术。有人说它们是形影不离的伴侣，是孪生的姐妹。在音乐中，我们会感到诗的因素，在诗歌中，我们会体验到音乐的特质。例如，李清照《声声慢》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徐志摩《再别康桥》的第一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都透露出形象的深沉婉曲的音乐效果。

　　诗歌的音乐美体现在节奏和押韵上。一首歌是由节奏、乐谱构成的，失去了节奏，这首歌就像一杯水，没有起伏，更不能传达出它里面所表达的情感，节奏顿扬抑挫，铿锵有致，能从心理上引起读者的共鸣。例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描写琵琶声传情地表达琵琶女的寂寞、悲伤的情感，从而引发作者“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

　　四、语言美是诗歌的跳动的音符

　　乐坛的指挥大师用魔杖般的手，调动着波澜起伏的音乐语言诉说流动的的思想和起伏的感情；绘画大师用激情和思考凝成的画笔，把红、橙、黄、绿等色墨调合成出神入化的绘画语言，表现着不同凡俗的艺术思考和美学趣味；而诗人则用生花妙笔，把*淡无奇的文字，组合成优美、生动准确而精练的诗歌语言，抒发满腔的激情。

　　诗歌没有小说散文那样的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没有戏剧那样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只有形象、精炼、富于色彩、音响、动感的语言，描绘一幅栩栩如生的艺术画卷，开拓出“柳暗花明”的艺术境界。曹操的《短歌行》运用简洁凝练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广大壮阔的江山画卷，抒发他的胸怀大志的思想感情，李清照的《如梦令》“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展现了诗人醉酒归来的快乐画面。

　　古人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诗歌的语言之所以为美，是因为它的语言是经过提炼出来的，才能使诗歌闪烁光彩，才能打动读者内心深处的心弦，就像金钢石是从高温炉里脱颖而出。言辞精炼是诗歌的表达手段，往往一句诗或几个字甚至一个字就能传神地把诗歌所表达的内容表现在读者面前。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的“敲”字使读者虽然是用眼阅读，却听到诗中传出敲门的声音；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安形象地描绘了春天姑娘悄无声息地来到江南，给江南披上了绿衣裳的景象。

　　诗歌的语言除了精练之外，还运用各种的修辞手法来为诗歌锦上添花。诗歌巧妙地运用拟人、物化、比喻、象征等手法来刻画生动的形象，牵引读者的思绪，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之中得到诗的深沉思想、教益和美感熏陶。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首诗里面把“我”物化成“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的驳船”。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运用夸张的手法描绘祖国山河的壮阔；余光中的《乡悉》中把“乡悉”比喻成“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表达台湾几千万同胞思念祖国大陆、渴望祖国统一的强烈的心情。

　　诗歌的语言犹如一只无形的手，使诗的琴弦发出优美动人的音响，成为开启人们的心灵的钥匙。

　　五、朦胧美是诗歌的艺术外衣

　　在诗歌中，诗人情感的抒发并不是直接呼吁出来的，而是借助诗歌意象间接地暗示出来的，这就是诗歌的朦胧美。诗歌的最大特点景在于它通过精练的语言表现出丰富的内涵，而又始终不露风骨，总是叫人寻味无穷，就像俄罗斯姑娘的脸上蒙一块面纱。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当我读完这首诗的时候，百思不解，弄不懂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内容，是传达爱情之意还是说明事物之间的联系哲理？诗人并没有说明他的意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自由想像，去解读。我们阅读一篇小说，不是单纯地去追求它的故事情节，而是去挖掘故事情节里面所蕴含的内容、思想。我们读一首诗也一样，要用心去揣摩作者的心理，去揭穿诗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暧花开》表达作者去追求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法国诗人马拉美说，诗只有说到七分，其余三分让读者自己去领会。

　　六、意境美是诗歌艺术的境界

　　所谓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意）和客观生活的物景（境）互相交融而成的艺术境界。诗歌的意境美是作者巧妙地把意与境结合起来，而且是结合得天衣无缝，自然和谐，情景交融。一首诗只有境没有意，犹如一个死寂的世界，只有意没有境，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马致远《天净沙》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构成一幅秋风萧瑟，树叶飘落的寂寞凄凉的画面，再加上“断肠人”在他乡的思念之情，达成了一种意境相合的艺术境界。诗的意境之美，或因果略情浓，或因情略景浓，景物引起了诗人的心动，诗人用心去感受景物，于是产生了诗意。

　　诗歌不仅是一种文学体裁，而且是一种精神食粮。我们阅读诗歌，既可以了解诗歌所映射的内容，也可以感受作者内心的世界。我们在读诗歌时也可以欣赏到它的艺术特征。

北魏书法的特点有哪些艺术特征

北魏书法的特点有哪些艺术特征

　　北魏的书法，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丰富多彩，有质有量。在形式上，有碑、有志、有摩崖石刻、有造像记，还有大量的写经本。下面是百分网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北魏书法的特点简介，希望能帮到大家!

　　北魏书法的特点

　　有人评书，以为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但宋人法书的主要成就，在于行书。若论正书，北魏尚意，比较恰当。

　　赵孟頫云:“书法以用笔为止，而结字亦须用工”。北碑与唐碑无不讲求用笔之法。所异者，唐人在讲求笔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精雕细琢，置变化于法度之中，化险峻为*夷。正如孙过庭所谓“既能险绝，复归*正”。欧阳询书是代表唐楷中最严整者，但实质上最为险峻。米芾《欧阳书赞》云:“庄若对越，俊如跳踯。后学莫窥，遂趋 劣。”包世臣以为“北魏字有定法，而书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甚至在其手题北魏《张黑女墓志》跋中说:“唐人守法不定，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虽褚薛未能免也“。以褚遂良晚年书之飞动变化，他一概认为矜持板刻。其为米芾所指“后学莫窥”者乎!

　　晚唐沈传师负书法盛名，米芾、蔡京等皆学之。其大字《题岳麓寺诗》，欧阳修、黄庭坚尤为称赏。黄云:“传师道林岳麓寺诗，字势豪逸，真复奇倔。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王献之)复生，不过如此。”于此可知唐人书的杰出作品非不如东晋二王。而伤于过分精雕细琢。《瘗鹤铭》最宏逸，实晚唐人书。未加工巧，遂成绝艺。至于北魏碑的特点，即在掌握了用笔之法后，通其意而因势利导。不如唐人之再加工精雕细琢。北碑用笔多大起大落，不重点画之亭匀。结字则在总的原则——符合重心的要求下，任意布置。因而多数作品如乱头粗服，未加脂粉而出现了朴素美，即使作风比较工细者，亦不像唐碑那样格律森严，在乎正中求奇，使学者难于探索。

　　魏碑用笔大起大落的作风，表现在执笔远动时，提按轻重幅度大，关键在下笔居高直落，迅起急收，空中运用。由于当时人们生活*惯是*地而坐，手腕自然悬空。今人学*魏碑，若对悬腕悬肘不下过一番苦功，是很难学到的。

　　宋人尚意，特别表现在米芾的法书。米氏自负其晚年小行楷题跋书。今传其墨迹《题褚遂良黄绢兰亭跋》、《题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王羲之五略帖题诗》等，可以明显看出他大起大落的用笔作风，但其书《向太后挽词》由于进呈之作，不敢纵笔，就化险为夷了。北魏碑之比于唐碑，即如此例。米氏曾自述其学书经验心得，谓其晚年“入晋魏*淡”。其不称魏晋而云晋魏，是指后魏，即北魏。宋人尚意，魏碑笔意，在北宋苏、黄、米三家作品中，亦可领会。只是他们没有宣泄自己学书的奥秘耳。

　　北魏书法发展的历史背景

　　东晋至南朝的齐梁之际，正是我国汉字字体由隶书变为正书，正书又逐步推广到普遍应用的时期。当时士大夫以简扎相尚，其中王羲之在其不断书写实践的过程中把当时流行的由隶变楷，尚未成熟的正书字体写成了成熟流丽的正书。使书法艺术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由于成熟的正书字体具备八法，要写好它比原来的隶书和不成熟的正书字体复杂得多。即如与王羲之同时的书法家庾翼也不例外。所以引起庾翼发出“家鸡野雉”之愤。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直到刘宋之末，齐梁之际，写正书的技法才被广大执笔者所掌握。

　　在实用方面，普遍通用了正书。这时在北方，正值北魏孝文帝执政时代。字体的演变与书法艺术的提高发展，即在同一时期，其速度也是不*衡的。成熟的正书字体既在王羲之时已产生，书法艺术的提高，北朝确受南朝影响。北魏自公元四九四年，即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推行鲜卑族汉化，与南齐通使求书，并大力吸收南方文化，随之书法艺术也迅速提高。*年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中发现部分正书晋砖，与后代北魏碑相同。其后著名的北魏《张猛龙碑》，与梁贝义渊书《肖憺碑》同一年代，书法作风几乎雷同。证明阮元《南北书派论》所说，南北书派分流，判若江河，各不相涉，并非确论。但不等于说北朝无书家，如《北史崔浩传》载:“(崔)宏祖悦，与卢谌博学齐名，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上述魏太武帝时建立的三碑，《东巡碑》端庄雄厚，不失为庙堂典重巨作，《华岳庙碑》笔法险劲，*开《孝文帝吊比干文》。与后代欧阳询所写隶书《房彦谦碑》极为相似。因北派本都脱胎于魏晋隶书，至于《嵩高灵庙碑》尤为奇肆。与著名的北魏末年《张黑女墓志》相比，前者古气盎然，作风似乎粗犷。后者精美绝伦，体兼隶法而不嫌其古。用笔大起大落而不涉于犷。真达到了孙过庭所谓:“古不乖今，今不同 的境界。细察两碑的笔性与结字特点，如出一手。初疑其为一人早年与暮年不同时期的作品，但考其年代，先后相隔九十余年，断非一人手笔。其为北宋崔卢遗风之继续发展乎?

　　总之，南北书宗，皆出自西晋。在当时北方因遭战乱，文化的发展缓走了一步。南北相比，只有先进与保守之别。表现在书法上，字体汰除隶法愈多者愈先进，北魏从孝文帝迁落汉化后，仅四十年(公元四九四——五三四年)。在这四十年间，急追直上南北碑版书风已由逐渐到全面的趋向统一。

　　北魏书法的历史地位

　　如何正确评价北魏书法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而又有争议的问题。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南朝(包括东晋)书法视为正宗，而把北朝书法视为旁系别支，甚至当作异端，尽量贬低它。早在南北朝后期，颜之推就讲过“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颜之推在梁朝做过散骑侍郎，又在北齐、北周做过*，他的话对后世很有些影响。唐代，由于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的原因，许多人对北朝书法几乎连提都不提了。连最有成就的大书法家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等，尽管后人在评论他们的书法时，认为是受过北朝书法的影响或启迪的，但他们自己曾未公开承认过这件事。天宝年间的书法家窦臮在所著《述书赋》中，评论历代书法家，从周至唐一十三代，他列举了二百零七人，其中由晋到陈一百四十五人，竟然没有一个属于北朝。宋代的苏飞黄飞米等人，也是言必称二王。

　　这种轻视和鄙薄北朝书法的状况，直到清朝晚期才有了改变。当时的书法家钱泳、刘熙载、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相继著书立说，从不同角度对南帖北碑进行了重新评说。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一文中，公然提出“尊碑、备魏、取隋、卑唐”的主张，对北魏书法，尤其对郑道昭的书法艺术大加赞扬。虽然在他们的言论中有不少偏颇之处，但他们那种勇敢精神，是顺应了书法发展的历史潮流，在—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相，因而在*、现代书法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尔后，许多名书法家如邓石如`伊秉绶飞赵之谦、李瑞清等又率先进行实践，加上金石学的发展，碑志等出土文物的增多，更进一步突破了帖学的一统天下，使书法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广阔天地。

　　新*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动下，书法的道路愈走愈广。临摹北魏书体的人也愈来愈多。一些著名的书法家，例如沈尹默，就曾以个人多年的实践体会，写文章、做报告，对北魏书作了充分地肯定。广大书法爱好者的思想已经**，不再为正统与非正统的言论所束缚了。

　　然而对于北魏楷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问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了呢?恐怕没有。前不久，我翻阅了几种大学用的教科书，就使我非常吃惊。例如：1961年出版的范文澜著的《*通史》该书第二册第五章第三节在论述南北朝文化的发展时，是这样说的：

　　“二王真书为南朝书体的正宗，北方沿袭魏晋(西晋)旧书体，南北书法不同。南北统一后，经唐太宗的提倡，二王真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对龙门石窟文化，只说其中“保存了石刻文字，至少有一千四百余种”，而对它的书法艺术竟未赞一词。1962年出版的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三册，在“书法、绘画艺术的兴起”这一节中，也只列了王羲之、王献之两个人的书法成就，对于北朝的文化艺术基本没提。就连郭沫若主编的《*史稿》那样权威性很高的著作，也以主要笔墨称赞“东晋王羲之吸收汉魏以来名家的精华集书法之大成”。讲到北朝书法时，也说“保留隶书的笔意较多，表现出特殊风格”寥寥数字而已。1934年《历史研究》

　　第一期，发表了著名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王仲荦教授《论隋唐五代的书法》。王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褚遂良和欧阳询一样，虽然宗法二王，但受到北方风格的影响，已经融合南北的风格而加以进一步发展了”。“欧阳询的书法成就虽高，但在二王的嫡系看来，还嫌不纯，有掺入北方风格的地方，因此对他尚有微词”。王先生的评论无疑是公正的。但当谈到请他再写一篇关于北朝书法的文章时，他却摇头了。他对于郑道昭的书法价值，也不愿深谈。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呢?据我了解，当前对北魏书法(即楷书)究竟应该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是存在较大争议的。而且也确实不易讲清楚。所以不少人都采取回避的态度，深恐发表有损二王的言论;引起争论。但我认为应该明确指出：北魏书法，包括它的杰出代表郑道昭的书法，在推进和促成我国楷法走向完全成熟这一过程中，是有着重大历史功绩的。它的一些特点即群众性、多样性，创造性，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和发扬。相反，二王的成就主要在于草隶，王羲之不可能是楷书的集大成者。

　　一、从历史的发展情况看

　　众所周知，楷、行体源于汉末，兴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完善于隋唐。这当中，经历了以隶为主、隶楷参半，进而以楷为主、隶意犹存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其关键时期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首先是绘画和雕塑，特别是和佛教发展有密切联系的绘画和雕塑。同时与绘画性质比较接*的书法艺术，也随之发达起来。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是绚丽多彩的，主要表现是字体的演变。它是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由分书、章草向着楷书、行书、草书过渡。并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诸如钟繇、张芝、索靖等第一批书法大家。但是可惜，这一转变过程发展的很不顺利，它被西晋“永嘉之乱”引起的内乱外患打断了。在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分争割据形势，民不聊生，书法的发展无从谈起;在南方，东晋王朝也是在逃亡的情况下建立的，虽然政治局势比北方稍为稳定些，但人才、资料都受到限制。象张伯英的章草墨迹，钟繇的真书墨迹或者“过江亡失，妙迹永绝”;或者根本就没能带过江去，造成“江东无复钟迹”的憾事。由于西晋的门阀之风，过江后更为严重，书法艺术为士大夫们所垄断，群众性的书法活动得不到重视，加上碑版不兴，楷书对于酬答唱和的不便，因此书法的发展偏重于行书和草书。

　　《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同书《王献之传》也只说王献之“工草隶，善丹青”。都没有讲他们的楷书情况。也许有人会说，当时的隶书，就是今天的楷书，这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可以从梁代庾肩吾的《书品》中找到佐证。该书指出：“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奇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这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了。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年来南京一带出土的东晋文物，例如《谢鲲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等等得到证明。可以断定，王羲之所写的“正书”，应是带有隶意的正书，或称隶书，决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已经完全隋唐化了的楷书。相反，从西晋末年，中原地区经过了一百二十多年的战乱，到了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黄河流域之后，北方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了。等到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由*城迁都洛阳时，久遭破坏的北方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特别是均田制的实行，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起来。拓跋宏以华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为了使鲜卑人的子孙后代“广博见闻”，尽快摆脱“面墙而立，见识短浅”的境况，除了推行禁止胡服、胡语，禁止鲜卑人同姓通婚，改变鲜卑复姓，改变原有官制等一系列政策外，还积极修学校，建城廓，结纳汉族世家大族，挑选崔、卢、王、郑等中原大姓和陇西李氏的女子作后宫，并为五个皇弟分别聘李、郑、卢家的女子为王妃。很多鲜卑公主也嫁给汉族高门。这些都有利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治局面的稳定和少数民族的加速汉化，多民族的融合，宗教的传播，以及南北之间政治交往，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多，象及时雨一样，促进了北方文化的蓬勃发展。当时的都城洛阳重新成为江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十分繁华。“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流，迭相临望”。“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商贾、屠贩、工匠、妙伎之类，随处可见。

　　“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南郊的龙门石窟、规模宏大，成千件雕刻塑像和石刻文字罗列其间，成为一座丰富高超的艺术宝库。这种情况甚至连梁朝派到北魏来的使臣(陈庆之)，也不得不承认“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这些生动的事例充分说明北魏在迁都洛阳以后短短六十三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在书法艺术方面，它以大量的石刻书法，大批经卷遗墨，证明自己确实完成了东晋和刘宋没有完成的发展楷法的任务。当然，北朝的书法也受到了南方的影响，特别在婉约流畅方面的影响。可以说，北朝和南朝的书家们共同为隋唐楷法的创立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为后代人民留下了丰富的、货真价实的书法瑰宝。在创立楷书这个历史大舞台上，北魏的书家们，扮演的是主要的角色，而不是可多可少，更不是可有可无的“龙套”。

　　二、从魏书的实际成就看

　　北魏的书法，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丰富多彩，有质有量。在形式上，有碑、有志、有摩崖石刻、有造像记，还有大量的写经本。虽然大多数作者，没有给我们留下姓名，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世，但这恰恰说明了书法活动的群众性。他们的书法水*是很高的，他们从多姿多采的楷隶参半的字体为起点，以雄强、矫健、生动活泼的崭新的书体形象，逐步形成了结构严谨、姿态*稳、分势完全消失基本统一了的楷书风格。其特点是：

　　(一)形式姿态多。北魏书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和群众性。它是在继承秦、汉、魏、晋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民间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又借鉴南朝的行、草风貌，加上众多作者的创造而发展起来的。其突出特点是形式多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是这样形容当时情况的：“太和以后，诸家角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灵庙碑阴》、《郑道昭》、《六十人造像》，峻美则有若《李超》、《司马元兴》，奇古则有若《刘玉》、《皇甫辚》，精能则有若《张猛龙》、《贾思伯》、《杨翠》，峻宕则有若《张黑女》、《马鸣寺》，虚和则有若《刁遵》、《司马升》、《高湛》，园静则有若《法生》、《刘懿》、《敬使君》，亢夷则有若《李仲璇》，庄茂则有若《杨大眼》、 《魏灵藏》、《始*公》，靡逸则有若《元详造像》、《优填王》……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康氏的形容，虽然有些笼统、抽象，不易捉摸，但北魏书体存在着千姿百态确是事实。在我国历代书法史上，象北魏这样的盛况，是不多见的。其所以如此，因素很多，其中三个因素，可能是主要的。即民族大融合带来的多风格、多形态;宗教的盛行促使造像记、摩崖石刻以及碑、志、经卷的大量出现;士族豪门对文化艺术的垄断力量弱，为群众性的书艺活动和书法作品的保留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富于创造精神。作为文化艺术形式之一的方法，是离不开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的，也离不开固有传统的影响。但是每一个有成就的书法艺术家又必须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善于走自己的路，创造出自己的风格。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时代特色，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苑新花。我认为北魏的整个书法艺术，具有这个特点而较少保守色彩。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列举了寇谦之、肖显庆、朱义章、崔浩、王远、郑道昭、王长儒等十人为例，说十家“体皆迥异，各有所长”。而这十个人中，有七个是北魏的书家。康氏还指出这些人的作品有“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等等。南京大学的侯镜昶先生在他所著的《书学论集》里，也提到北魏真书“碑志众多，书风各异”。他还把北魏迁洛后一百余年的碑志作品分为十个流派，进行了分析比较。应该指出的是，在众多书法家中，郑道昭在创新精神方面是杰出的。

　　(三)发展变化快。这种现象在迁都洛阳后尤为明显。在迁都洛阳以前的书法作品中，如《中岳嵩高灵庙碑》(太安二年，公元456年)，受汉代分隶的影响很深，波挑明显。三十年以后的《晖福寺碑》(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虽然字形仍具有隶书的严格、规矩，但波挑已经消失。迁洛之后十年中的一些作品，如《牛橛造像记》(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元详造像记》(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始*公造像记》(时间同上)，又形成一种方峻雄强、用笔方折、棱角分明、气势开张的新书体，只是它的撇、捺放笔较长而且丰满，所以仍被看作有分隶余韵，从公元501年以后，情况又有了进一步变化，例如《元羽墓志》(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孙秋生造像记》(景明三年，公元502年)、《元详墓志》(永*元年，公元508年)、《高庆碑》(时间同上)等，不但波挑完全消失，而且形体上也不再有欹倒恣肆的现象，前两种纯用方笔，后二种方圆笔兼有，整个字态，博雅大方。从公元510年起，亦即迁都洛阳十六、七年以后，这个时期的书法艺术，有了质的变化。例如《郑文公碑》、《云峰石刻》(永*四年，公元511年)、《贾使君碑》(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崔敬邕墓志》(时间同上)、《张猛龙碑》(正光三年，公元522年)等。这些作品，均一扫分隶的影响和残留乔野之气，使北魏书风从古拙粗犷走向精劲流丽，从结字的奇险放纵走向*稳凝炼，从用笔方硬顿折走向方圆并用，流畅融和。

　　“太和之后，诸家角出”带来的纷乱形象已逐步为新的楷法所代替了。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个飞速地变化过程中，郑道昭的书法起到了关键性的先锋作用。云峰刻石所表现出来的书风，如方圆兼施、锋芒内含和间以涩笔的运笔技巧，以及凝炼与舒展，紧凑与疏宕的结字功夫等等，都是独步一时的。

　　(四)寓多元于统一。在书法艺术由隶向楷过渡这个历时*四百年缓缓流过的长河中，北魏楷书的发展，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它那寓多元于统一的过程发展变化之速，在整个书法史上，是极少见的。从公元456年的《中岳嵩高灵庙碑》起，到公元511年的云峰刻石，再到531年的《张黑女墓志》，只是短短七十三年，然而它却完成了两个重大使命。首先，它使魏书自身达到臻于成熟的阶段，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次，它为唐楷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事实是，“如果没有北魏书的存在和影响，就产生不出兼有雍容典雅和浑劲挺拔的唐楷来，我们今天也就不会看到欧书、褚书、李邕书、颜书等那样的法度严谨、气度轩昂的书法艺术。

　　三、关于郑道昭的贡献

　　研讨魏书的成就，就不可能不讲云峰刻石在这一成就中的历史地位，也必然要讲到这些刻石作者的贡献。对于郑道昭是否善书的问题，云峰山的主要书法作品《郑文公碑》、《论经书诗》、《观海童诗》等是否全部出于郑道昭之手的问题，目前尚有争议。我个人倾向于持肯定态度。

　　郑道昭出身于河南荥阳的郑氏，是当时中原地区四大望族之一。郑道昭“少而好学”，“博学明俊”，又“好为诗赋”，是一个颇有文化修养的人。他的家庭和北魏皇室有着姻亲关系。据《资治通鉴》和《魏书》记载，他的姊妹被孝文帝纳为嫔妃，他的一个亲侄女(郑懿之女)和一个叔侄女(郑*城之女)分别被聘为广*王元羽、北海王元详的王妃。所以他青年时代就在*的重要部门——中书省任职，并有机会参加孝文帝举行的宴会，和皇帝一起酬唱赋诗。《郑羲下碑》称他“才冠秘颖，研图注篆”。他自已也说“学陋全经，识被篆素”，看来他对经学和书法艺术是有相当研究的。他很重视人才的培养，认为“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他曾数次上表建议整顿大学，恢复讲经。虽然这些意见未被采纳，但说明他在政治上是个有见地、有抱负的人。他在青、光二州做刺史，由于：“政务宽厚，不任威刑”，受到吏民的爱戴。而且还经常搞些文学艺术活动，

　　足以证明他不是那种专以鱼肉人民为业、不学无术的纨绔之徒。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往往直接影响着他的学术修养，正所谓“字如其人”。郑道昭能够在书法上有如此高深的造诣，是和他高尚的思想品质分不开的。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他还是一个善于学*、勤于实践的人。他在书法上，继承篆的圆润，隶的舒展，吸收了造像记的挺拔强劲，写经本的壮茂凝炼。今天我们看到他与的字，大都在悬崖绝壁上。可以设想，如果他没有*时的千万次的临池实践，没有健康的体魄，而是象萧梁王朝那些“饱食醉酒，忽忽无事”，“射则不能穿孔，笔则才记姓名”，“体脆骨柔，不堪步 行”的世家大族子弟那样，这一切就完全不可想象的了。

　　关于郑道昭的创新精神，沈尹默先生对《郑文公下碑》的跋语，是最恰当不过了。他写道：“通观全碑，但觉气象渊穆雍容，骨势开张洞达，若逐字察之，则宽和而谨栗，*实而峻肆，朴茂而疏宕，沈雄而清丽，极正书之能事。后来家书，唯登善《伊阙》、颜鲁公诸碑版差堪承接。”如果和同作于永*四年(公元511年)的《司马悦墓志》相比较，就会看得更清楚了。

　　《司马悦墓志》，无作者姓名，整个墓志的笔画细致俊美，结体规范严格，具有清新豪健，天趣自然的特点，是一篇水*高，而且相当成熟的楷书作品。但它较之《郑文公碑》，则明显看出受造像记的影响较深，方折、出锋多，不够含蓄浑厚，捺的结笔不稳定，有些长撇轻飘细弱。更主要的是缺乏《郑文公碑》那种气象雍穆，骨势洞达的神韵。

　　那么要不要把郑道昭封为“北方书圣”呢?我以为不必仓促下结论。但我们可以认为单就他的书法水*以及这些书法作品对于唐代楷法的贡献，比之“二王”是各有千秋的，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郑道昭(?-516)，北朝魏诗人、书法家。字僖伯。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北魏大臣郑羲幼子。孝文帝时，官至通直散骑常侍。太和十九年(495)随孝文帝南征,在悬瓠君臣联句作歌，传为佳话。宣武帝初，迁秘书监，因从弟郑思和事株连，出为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后复入为秘书监。死后追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文恭。

　　在北朝文学开始兴起之际，郑道昭是较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其诗长于写景，略具清拔之气，风格与南朝的谢灵运和鲍照相*，跟其他北朝诗人模仿齐梁不同。如《与道俗□人出莱城东南九里登云峰山论经书》的"双阙承汉开,绝□虹萦□;涧□禽朝迷,窦狭鸟过亟",《登云峰山观海岛》的"山游悦遥赏，观沧眺白沙"，笔力劲健，较有气势。他的文章，两篇是章表,无甚特色,仅《天柱山铭》尚有文采。

　　《魏书·郑羲附道昭传》说他"好为诗赋，凡数十篇"，但今仅存诗4首，文3篇。辑入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郑道昭喜欢修身养性，炼气化丹，曾于延昌元年(512年)在莱州大基山依车、西、南、北、中虚设“青烟寺”“白云堂”“宋阳台”“玄灵宫”“中明坛”等炼气之处，并刻字志之，还做了一首《置仙坛诗》题刻于壁。从此，莱州云峰山、大基山光彩大增，名扬四海。熠熠生辉的石刻，使海内外游人墨客向往。

　　他还是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魏碑体鼻祖，工书善正书，体势高逸，作大字尢佳。被誉为“书法北圣”，南与王羲之齐名，有“南王北郑”之誉。史称郑道昭“少而好学，博览群言，……博学经书，才冠秘颖。”他书刻于青、光二州山崖的众多题刻，总称“云峰刻石”(包括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度县的天柱山，益都县玲珑山)。清嘉庆、道光间山东云峰山、天柱山等处，发现郑道昭所书40多处，成为北魏书法艺术的三大宝库之一。其中以《郑文公上碑》、《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观海童诗》等摩崖刻石最为著名。从郑道昭的这些书法艺术代表作来赏析，他的书艺风格特点是，下笔多用正锋(偶用侧锋)，大起大落;起落转折，处处着实;间用侧锋取势，忽而峻发*铺，既有锋芒外耀，尤多筋骨内含。妙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故能给人以结体宽博，笔力雄强的感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把郑道昭云峰刻石42种列于“妙品”上。称“云峰山刻石，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

青瓷的特点有哪些艺术特征

青瓷的特点有哪些艺术特征

　　青瓷是*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作为一种表面施有青色釉的瓷器。青瓷色调的形成，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焙烧所致。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青瓷的特点，希望能帮到大家!

　　青瓷的特点

　　青瓷是表面施有青色釉的瓷器。青瓷色调的形成，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焙烧所致。但有些青瓷因含铁不纯，还原气氛不充足，色调便呈现黄色或黄褐色。

　　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

　　在坯体上施以青釉(以铁为着色剂的青绿色釉)，在还原焰中烧制而成。我国历代所称的缥瓷、千峰翠色、艾色、翠青、粉青等瓷，都是指这种瓷器。唐代越窑、宋代龙泉窑、官窑、汝窑、耀州窑等，都属于青瓷系统。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之花”不愧为瓷中之宝，珍奇名贵。

　　青瓷色调的形成，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焙烧所致。但有些青瓷因含铁不纯，还原气氛不充足，色调便呈现黄色或黄褐色。我国历代被称为缥瓷、千峰翠色、艾青、翠青、粉青等都是指青瓷而言。唐代的越窑、宋代的龙泉窑、官窑、汝窑、耀州窑都属青瓷窑系。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原始青瓷。目前在河南郑州、安阳、洛阳、巩县、偃师，河北藁城、北京，陕西西安，山东益都，安徽屯溪，江苏南京、丹徒等地商周遗址和墓葬中，先后出土了许多原始青瓷及残片，主要器形有尊、碗、盘、瓶、瓮、罐、豆等。经科学测定，它们已基本上具备了瓷器的特征，但与后来成熟阶段的青瓷比较，还带有原始性，如气孔较大，胎料中杂质较多，釉色还不够稳定，故称为原始青瓷。青瓷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到东汉有了重大突破。在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河南、甘肃等地东汉墓葬和遗址中，都出土了东汉的青瓷器。仅在浙江上虞县就发现了四处东汉瓷窑窑址，对其中小仙坛窑址做了发掘，并对其典型瓷片做了科学测定，结果表明，含铁量比原始青瓷少，胎体呈灰白色，胎质烧结，吸水最低的一片仅有0.16%，烧成温度为1310℃，采用龙窑焙烧，显微镜结构与*代瓷器基本相同，透明度也达到较高水*。说明东汉时期青瓷烧造技术已达到成熟阶段。因浙江上虞县一带曾是古越人的故乡，战国时属越国管辖，唐朝时称越州，所以这一带的瓷窑统称越窑。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各地烧制青瓷更为普遍，瓷窑增加，种类繁多，质量进一步提高，南方和北方所烧青瓷各具特色。南方青瓷，一般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色，釉色晶莹纯净，常用类冰似玉来形容。北方青瓷胎体厚重，玻璃质感强，流动性大，釉面有细密的开片，釉色青中泛黄。河北景县北齐封氏墓出土的青瓷莲花尊，造型非常漂亮，堪称北方青瓷的代表作。

　　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唐代诗人用千峰翠色来赞美青瓷，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也有宋代人描述，凡做出芙蓉样的瓷器，买卖客人皆富贵。

　　青瓷的简介

　　青瓷是*著名传统瓷器的一种。在坯体上施以青釉(以铁为着色剂的青绿色釉)，在还原焰中烧制而成。我国历代所称的缥瓷、千峰翠色、艾色、翠青、粉青等瓷，都是指这种瓷器。唐代越窑、宋代官窑、汝窑、龙泉窑、耀州窑等，都属于青瓷系统。

　　“青瓷”一名最早见于《百宝总珍集》(南宋无名氏撰)，书中专有青瓷一项，其中说汝窑“出北地新窑，修内司*者”为北宋官窑器，旧窑应即柴窑，柴窑青瓷器南宋时几乎不复存在。言“汝窑土脉滋媚”、“有鸡爪纹者认真”，为宋代青瓷特征。

　　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之花”不愧为瓷中之宝，珍奇名贵!

　　青瓷色调的形成，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焙烧所致。但有些青瓷因含铁不纯，还原气氛不充足，色调便呈现黄色或黄褐色。我国历代被称为缥瓷、千峰翠色、艾青、翠青、粉青等都是指青瓷而言。唐代制瓷业已经成为独立的部门，唐代诗人陆龟蒙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名句赞美青瓷。除了越窑外的.青瓷享有盛名外，刑窑中的白瓷制作精美，据说“天下无贵贱通行之”，宋代的官窑、汝窑、龙泉窑、耀州窑都属青瓷窑系。

　　龙泉青瓷的简介

　　龙泉青瓷产品有两种：一种是白胎和朱砂胎青瓷，著称“弟窑”或“龙泉窑”。另一种是釉面开片的黑胎青瓷，称“哥窑”。“弟窑”青瓷釉层丰润，釉色青碧，光泽柔和，晶莹滋润，胜似翡翠。有梅子青、粉青、月白、豆青、淡兰、灰黄等不同釉色。“哥窑”青瓷以瑰丽、古仆的纹片为装饰手段，如冰裂纹、蟹爪纹、牛毛纹、流水纹、鱼子纹、膳血纹、百圾碎等加之其釉层饱满、莹洁，素有“紫口铁足”之称，与釉面纹片相映，更显古仆、典雅，湛称瓷中珍品。

　　现代的龙泉青瓷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艺术风格，在继承和仿古的基础上，更有新的突破，研究成功紫铜色釉、高温黑色釉、虎斑色釉、赫色釉、茶叶未色釉、乌金釉和天青釉等。工艺美术设计装饰上，有“青瓷薄胎”、“青瓷玲珑”、“青瓷釉下彩”、“象形开片”、“文武开片”、“青白结合”、“哥弟窑结合”等。

　　龙泉青瓷蜚声海内外，不愧为传统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瓷器史上一颗灿烁的“瓷国明珠”。

　　发端于龙泉南区大窑、金村、黄石玄一带的青瓷窑，历宋、元、明，已遍及龙泉境内沿溪各地及庆元、云和、丽水、遂昌、缙云、永嘉及至福建浦城等县(市)部分地方，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庞大瓷窑体系。而这个窑系发端于龙泉，窑场密集于龙泉，生产工艺及产品风格均与龙泉“弟窑”产品一致，因此统称为“龙泉窑”。现已发现这个窑系的窑址400余处，在龙泉境内有300多处，仅大窑村就发现历代窑址50多处。

　　龙泉县南七十里曰琉华山……山下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瓷，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七修类稿续编》：“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圾碎。”光绪《龙泉县志》生二章青器条载：“凡瓷器之出于生二窑者，极其精莹、纯粹、无瑕，如美玉然。今人家鲜存者，或一瓶一钵，动博数十金。厥兄名章生一，所主之窑，其器皆浅白断纹，号百圾碎亦冠色当前世，今人家藏者尤为难者。世人称兄之器曰哥哥窑，称其弟之器曰生二章云。”《稗史类编》、《南窑笔记》、《遵生八笺》、《陶说》、《景德镇陶录》、《燕闲清赏》、《博物要览》等书不仅有哥、弟窑详实记载，且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朱伯谦著《龙泉青瓷简史》称：“证之以实物，南宋官窑和龙泉黑胎青瓷确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那种粉青釉瓷器，真是形神相似，难分‘官’、‘哥’”。

　　通过古窑址发掘，确证文献所载，龙泉境内窑址中不仅有“哥窑”产品存在，而且可分二路：一是如文献所描述“胎薄如纸，釉厚如玉，釉面布满纹片，紫口铁足，胎色灰黑”;一是胎厚釉薄，釉面布满纹片，胎色黑。前者多出于县南区，为南宋中期至元初产品，与南宋“官窑”难分彼此;后者多出于县东北，多为元代产品。龙泉窑系其他县份的窑址中不存在“哥窑”产品。此外，还有所谓“传世哥窑”器，虽有纹片，但釉色呈米黄色或蟹壳青，与龙泉“哥窑”釉色碧青或淡青不同，胎骨较厚，呈米黄或赭红色。此非龙泉产品。

　　“弟窑”又称“龙泉窑”。其基本特征是：釉面无纹片，胎白或底足呈朱红，釉色青润如玉，在器物边缘或有棱线部位影露白痕(称“出筋”)。釉色以梅子青和粉青为极品。梅子正青，色如挂枝初梅，青翠碧绿，莹澈剔透;粉青，色似淡青湖水，柔和明净。

司马迁《史记》中的艺术特征

司马迁《史记》中的艺术特征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除此之外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以下是一些关于《史记》的艺术特征的介绍,欢迎阅读!

　　《史记》叙事艺术

　　史记独特的叙事艺术，非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综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一家之言，纵向以十二本纪和十表为代表，叙写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横向以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为代表，统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和行业，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独特的效果。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从历史上说，具体记录了楚汉相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从文学上说，本文是*散文中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艺术杰作，文中描绘的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画卷，塑造的项羽经典的悲剧英雄形象，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即：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风格特征

　　深邃意蕴的叙事和生动鲜活的人物的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史记》形成一种雄深雅健的独特风格。《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并富有传奇色彩。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当时的倾危之士。陈*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大显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邦在*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出奇计化险为夷。陈*所献五计，无一不是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产儿，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付出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儿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自身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雎、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对于像萧何、陈*那样的幸运儿，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而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和难以理解。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吴起为了当上鲁国将军而杀妻，未为卿相而母死不归，名缰利锁把他变成一个刻暴少恩之人，最终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绩与人性的严重异化形成直接冲突。张耳、陈余早年为刎颈之交，后来却反目为仇，也是利欲把他们拆开。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传说显示其灵异。除了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田单列传》的传主田单是一位智谋之士，这篇传记写了一系列的奇谋奇计，尤其是用火牛阵大破齐军一节，更是精彩绝妙。传记赞语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迹，可谓奇上加奇。《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史记》人物刻画

　　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但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

　　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划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

　　三、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

　　《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在《李将军列传》中，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就是为了衬托李广。

　　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

　　四、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

　　五、互见法的运用。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了。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

　　六、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风姿。

　　《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话，陈述了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很自负。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恰如其分给以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宝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史记》描写了许多人衣锦还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笔下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拓展阅读

　　司马迁是哪个朝代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史书的典范，该*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人物生*

　　早年经历

　　西汉景、武年间（时间不详），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 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 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 ，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学游天下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 。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 ，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旧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回朝为官

论音乐艺术的审美特征论文

论音乐艺术的审美特征论文（通用8篇）

　　音乐艺术中的情感性审美与人类主体内的审美情感韵味有着密切的必然的联系，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音乐艺术审美特征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音乐是人类抒**感的一种特殊活动，同时又是诉诸于听觉的时间艺术和想象艺术。音乐具有的强烈艺术感染力，能够在人们内心深处产生共鸣，具有感化人心的力量。音乐艺术在给人们提供精神生活享受的同时又在不断地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音乐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它既有艺术的共性审美特征，同时又有其自身个性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音乐艺术 审美特征 想象性 情感性 时间性 流动性

　　从音乐艺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结构形态，是以声响在时间运动中的自由组合来表现人类主体的内在审美情感，素有艺术的王冠之称。它的每一个音符都凝聚着审美主体对现实、人生的深刻体验。它以特有的艺术魅力抒发着人们的情感，拨动着人们的心弦，陶冶着人们的性情，美化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对社会、对人生有一种新的感悟。而音乐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区别在于构成音乐艺术的物质材料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声音。正式由于这种特殊性，音乐艺术在具有了一般艺术的共性审美特征下，又具有了其自身个性的审美特征。

　　一、音乐艺术中的想象性审美特征

　　想象是人的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音乐艺术并不是以单纯模仿自然界音响为主要目的，而是通过对音乐有规律、有组织的排列，演奏出流畅的旋律，给予接受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呈现出一个充满自由想象的灵性世界。音乐总能唤起听众在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经历与这些具有情感的声音相联系，从而产生一系列生动的联系和想象，激起听众强烈的感情反应，产生共振。同时，音乐的情感内涵又存在着多义性和不确定性。音乐想象的来源应该是现实生活的体验，因此，音乐的联想和想象才能够在人的内心深处唤起具有一定情感的意象，来完成对音乐形象的塑造。听众或欣赏者才可以运用听觉去感受这些特定的情感。例如喜怒哀乐等。当这些情感元素与欣赏者或是听众原有生活中的经历相关，重新再现音乐意象使欣赏主体与客体产生共鸣，所以这种感情便在欣赏者或是听众的心中得到进一步深化，于是主体便产生了感动。例如贝多芬在 《田园交响曲 》中用音乐演奏出的雷声、雨声、鸟鸣声让我们感受到了 “雨过天晴 ”后的一种舒展的心情，正是这种心情让我们联想到了雨过天晴后的那种清心爽朗的情景，这样才能使听者在联想某些具体景象时对作曲家的感情表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象征性也是音乐艺术审美特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音乐声音的象征性主要取决于声音特有的属性，如音色、力度、音高等。音乐具有模拟的能力，用音响可以表现出各种鸟鸣声、泉水声、疾驰的马蹄声，听者可以通过这种模拟性音响，在头脑中构成较为清晰的鸣禽、山泉、奔马的画面形象。象征手法化的感情色彩音调 ，总能唤起听众的联想和想象。如小提琴协奏曲 《粱山伯与祝英台 》中 “楼台会 ”一段，小提琴独奏象征了女性祝英台，大提琴独奏象征了男性梁山伯，同时柔和的提琴音乐也象征了人物丰富的情感。

　　二、音乐艺术的情感性审美特征

　　音乐艺术中的情感性审美与人类主体内的审美情感韵味有着密切的必然的联系。情感是音乐的内在本质，音乐是情感的直接表现。情感美是它的一个审美特征。情感中的主观因素在审美过程中又具有积极能动的作用。通过主观的情感，可以表现深刻的思想内容。创作者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音乐作品中，然后再把这种情感传达给听者，使听众产生共鸣。在这一过程中包含了情感体验、“借情”“移情”等多种复杂的因素在里面。黑格尔曾指出：“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它直接针对着心情”。优秀的音乐作品听后能给人一种诉之不尽的意蕴和审美感觉，音乐家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全部浓缩在作品之中。例如我国古代琴曲《高山流水 》，讲述的就是于伯牙与钟子期以琴曲相交乃至与音乐共生死的动人故事。再如民乐《百鸟朝凤 》中，运用唢呐来模拟大自然界中的各种鸟类鸣叫，表现出热闹欢快的场面，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这里音乐表现出的只是一定的节奏、旋律和声音状态，只有将自己在生活中的认知和情感体验溶入其中，才能使审美意识与音乐的声音状态相融合，音乐才能具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同时，作为欣赏者还需要充分调动自身的想象力和联想力，用心去感受，这样才能完成音乐情感的传达和接受。

　　三、音乐艺术的时间性和流动性

　　音乐艺术可以直接表达整个情感活动的全过程，所以人们常说它是时间的艺术，流动的艺术，生命的艺术。音乐的物质传达媒介是音响，音响的时间性和流动性，使音乐艺术在反映主体对生活的复杂情感变化方面，更少地到受反映对象的具体制约，与造型艺术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之处。所以，黑格尔曾说：“音乐所特有的因素是单纯的内心方面因素，即本身是无形的情感，这种情感不能够用一般实际的外在事物来表现，而是要用一旦出现了马上就消失的亦即自己否定自己的外在事物。因此，形成音乐内容意义的是外在的直接对立统一中的精神主体，即人的心灵，亦单纯的情感。”孔子也曾说韶“尽善尽美’，因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并感慨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音乐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时间形式的直接性和流动性，应当说是它的一大长处。同时音乐艺术的时间性又受到空间形式的间接影响，在这一点上它与造型艺术恰恰相反。正因为如此，听众在欣赏音乐作品时，就能根据相应的旋律和节奏来想象出特定空间中的人物、事物和景象，音乐形象带有了一定的宽泛性、朦胧性和模糊性。

　　总而言之，音乐艺术的审美特征既是丰富多样，又是独特鲜明，我们只有了解和掌握了上述音乐艺术的审美特征，才能更好地进行音乐艺术的审美活动，才能有助于我们自觉地运用科学的理性思维去解释音乐现象，才能真正获得音乐美的享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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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曾繁仁.文艺美学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82页.

　　摘要：任何一部电影，都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其中也离不开音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电影中融入音乐，能够最大限度的突显出电影的主题、烘托出整体的气氛，更为鲜明的塑造出人物的性格。可以说，电影音乐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对于整部电影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电影；音乐；审美；艺术性

　　电影音乐指的是专门为一部电影创作的音乐作品。电影音乐不仅是电影的基本构成，而且也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在电影中融入音乐作品，使得音乐与画面有机结合，能够使得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电影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而进行审美性的思考。同时，观众在电影特定的情景中去欣赏音乐，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音乐所要表达的情感内涵。

　　一、电影音乐的审美特征

　　电影音乐与其他类别的音乐有着一些区别，它是缺乏一定的独立性的。因此，电影音乐必须要与画面和人物语言相结合，使得观众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审美体验。

　　（一）音乐与画面交相呼应

　　众所周知，电影作品中的音乐是电影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画面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值得注意的是，音乐却与画面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音乐所突出表现的侧重于引起观众的情感体验，而画面则是给观众以视觉上的欣赏。鉴于此，在电影作品中有效将音乐与画面相融合，能够使得两者发挥出更好的作用，起到相互辉映的作用，易于引起观众的共鸣。另外，音乐作品具有着主观性的审美特征，与具有客观性、具体性审美特征的画面有机结合，两者能够相互补充，起到较好的表达效果。

　　（二）音乐在表现内容上以剧情为依据

　　作为电影作品的音乐，在创作上必须要以剧情为依据，在整体效果上要符合电影的整体基调。具体来说，电影音乐要符合人物的情感状态，同时还要以剧情为依据，并与画面相结合。从情感体验的角度来讲，相比较来说，纯音乐更容易引起观影者的共鸣。这是因为观众在观看电影时，纯音乐与具体画面内容相辉映，能更加明确的表达情感。可见，音乐作品对于推动电影剧情发展、更好的表达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音乐作品在结构上有着间断功能

　　一般来说，一部电影会有多个画面转换的镜头，相应的音乐作品也就必须与之相符合，起到间断性的功能与作用。可以说，电影中的音乐作品有着一定的间断性特征。这是因为，电影中的音乐作品和画面应当保持着一致性，而电影剧情的跌宕起伏，势必在画面表现上有着一定的跳跃性，从而使得音乐作品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在一部电影的不同时间点，会呈现出不同情感、不同节奏的音乐作品。

　　二、电影音乐的艺术性表现

　　电影中融入音乐作品，不仅对于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有着重要的作用，且还能够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物性格，使得观影者能够深入的理解电影所要表达的人物特质。同时，影片中音乐的声响在渲染剧情、烘托气氛等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为观影者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促进观众加深理解电影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

　　（一）对人物性格进行艺术性塑造

　　众所周知，电影中的音乐作品对于影片剧情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电影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纵观电影史上的多部影片，可以看出，有的电影通过音乐作品的烘托，能够为观众带来一种美学上的体验，在情感上引起共鸣；有的电影采用的是交响乐等作品，这在气势上为观影者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给予观众较强的代入感。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作品中音乐元素的合理使用，对于深入的刻画与表现主人公的性格有着重要的意义，或是温婉柔情、或是具有英雄气概，都是可以由音乐进行有效烘托表现出来的，最终更好的对电影中的主人公性格进行艺术性的塑造。

　　（二）艺术化地表现电影主题思想

　　毫无疑问，任何一部电影作品都要有着明确的主题，并依照这个中心思想合理组织、调动各种元素，以期共同发挥作用，更全面、更深刻的表达出电影的主题。其中，音乐作品就是电影作品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在表达电影主题思想方面有着重要的烘托作用。通常来看，我国的电影作品，往往使用“主题歌”来总结这部电影的主题，有着突出与明确中心思想的作用。另外，不仅“主题歌”能起到深入表现电影主题的意义，电影中的乐曲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可以说，这类能够表达电影主题、明确剧情中心思想的音乐，在整部电影中有着重要的基础地位。同时，在电影剧情发展的关键环节，有效、合理的使用音乐作品还能够强化人物性格、渲染场景气氛等，进而引起观影者的共鸣，最终起到深化影片主题的作用。

　　（三）对影片场景和气氛进行艺术化描绘

　　在电影作品中使用音乐，不仅能够有效的配合画面推动剧情的发展，而且还能起到烘托电影场景气氛的作用。具体来看，在表述有着动作性特征的事物时，可以用欢快的音乐为具体的画面提供一种声音上的造型。这种在听觉上配合视觉上的表现，即音乐配合画面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强调和加快画面节奏的作用。可以说，电影中的声音和画面是两大基本组成部分，音乐作品运用的好，通常会为观影者所记忆深刻，并通过熟悉的旋律、明确的歌词内容回想起优秀的电影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音乐作品对于推动电影整体表现力来说，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的音乐作品在烘托场景气氛上，有着强调、渲染的功用，能够充分发挥艺术化的描绘功能。

　　三、结语

　　可以说，音乐对于烘托电影的主题、使得电影更富表现力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在艺术性表现上还能满足观众的多元化需求。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电影音乐已经自成一套体系，并与其它元素相互融合，共同来表现电影的内涵，以期使得观众得到较高的观影体验。可见，电影音乐在提升电影作品整体艺术性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电影音乐可以与画面、声音等交相辉映，形成听觉与视觉的有机统一，能够烘托出人物的特征，更好地表达剧情，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完满的进行了艺术性的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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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尹蕾.周代三大祭祀中的乐调研究[J].音乐研究（双月），2015（4）.

　　内容摘要：本文浅析了人们对音乐艺术审美趣味的形成原因，并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即高与低、雅与俗、广与狭，来阐述人们审美趣味的不同。以此说明既要承认和尊重这种个性差异，又要提高和扩展人们的审美趣味，使音乐的艺术价值真正得以实现。

　　关键词：审美趣味 音乐艺术 差别

　　音乐是一门声音的艺术。它是由不同高低、不同长短、不同音色、不同强弱的乐音通过一定的形式有机地排列组合而成，并具有某种内容，以此来表达人的思想情感的艺术。欣赏者必须从审美的角度来欣赏音乐，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音乐艺术的美。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由于每个人自身情况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审美趣味，而无论这种趣味的差异有多大，都无及是非。

　　所谓趣味就是兴趣和爱好，音乐的审美趣味也就是说喜欢和爱好什么样的音乐。喜欢哪种音乐，不喜欢哪种音乐这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有人喜欢本土音乐，有人喜欢异域音乐；有人喜欢古典音乐，有人喜欢现代音乐；有人喜欢声乐，有人喜欢器乐等等。这是非常自然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为什么人的审美趣味会存在如此差异呢？这与人的经历、性格、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便形成了一个人的爱好和趣味。这种差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客观规律。例如：一位从事音乐专业的人士，他对某部音乐作品的风格流派、作者生*、创作背景、表现形式以及表达的音乐内容了如指掌，自然会领悟到其蕴含的美，也自然会产生兴趣。反之，对于上述情况均一无所知的外行而言，又何谈兴趣！

　　音乐的审美趣味关系到审美的倾向性和审美的鉴赏力问题。也就是说，音乐的审美趣味虽然是以个人的主观爱好的形式出现的，但是从根源上说它却是人们隐于审美活动中的倾向性和鉴赏力的表现。它和一定社会审美理想和艺术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通常所说的健康高尚的音乐审美趣味和庸俗低级的音乐审美趣味的区别就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说的。音乐审美趣味的健康高尚和庸俗低级的分界线在于人们是从音乐中去欣赏与体验人的美的创造，并且把这种美作为一种精神内涵来加以品味，还是只把音乐作为一种感官满足和生理刺激的工具。通常高尚的音乐审美趣味，表现为健康、纯正、明朗、自然，它体现出文明社会的人的精神力量和文化修养。而音乐审美中的低级趣味，则把精神性的审美活动降低为官能情欲的满足，把获得生理快感作为唯一的终极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音乐审美趣味的健康高尚和庸俗低级，又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它还直接影响着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文明程度。

　　音乐审美趣味还存在着另一种性质的差异，即在审美层次上雅俗的不同。例如一般所说的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区别，虽然二者都可能是美的，在审美体验上也都是美感与快感的统一。对于许多表达爱情的流行歌曲，人们仅从歌词便知其意，然而，当人们面对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之第二乐章是为谁而写都不清楚，那就无法从音乐中欣赏到那种催人泪下的对恋人的思念之情了。正是由于流行音乐相对来说反映生活的内涵层次比较浅显，更多的是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感受，在音乐表现方式上也比较通俗易懂，更多的是给人以轻松、愉快的感受，这些都使它与严肃音乐形成明显的差异。所谓严肃音乐，即艺术音乐，它在形式上一般更加精雕细琢，在内涵上往往追求丰富深刻。因而在审美上也要求有更高的文化与音乐修养，一部作品往往需要多次反复的鉴赏与回味。这一切都决定了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在音乐审美鉴赏上雅俗的不同。

　　此外，音乐审美趣味还存在有广与狭的差别。有些人音乐审美趣味很广，不同风格和形式的音乐都能引起他们的美感，而有些人的音乐审美趣味却很狭窄，他们喜欢的和能鉴赏的音乐范围相当有限。显然，这也是和人们的生活环境、教育程度以及文化艺术修养密切相关。然而，从人的听觉审美规律来看，人总是具有寻找新颖与向多元化发展的倾向的，不断扩大音乐审美范围是人的自然的要求。总是听一首乐曲或同一种音乐，虽可以形成为一种*惯和爱好，然而有时也会产生逆反心理，转而寻找新的音乐。一个人在不同年龄层次上，也可能产生不同的音乐审美趣味。就一般情况而言，儿童、青年和老年的音乐审美趣味各有不同。儿童一般更倾向于结构短小、旋律动听、节奏明快、形象鲜明的音乐，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结构、情感体验越来越丰富，人们的音乐审美趣味也会向着更加丰富、深刻，并且更加具有个性的多元化方向发展。人们在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不同的心态下的音乐审美趣味也会发生变化，有时可能寻找同类情调的音乐以求寄托与宣泄，有时则可能寻找不同情调的音乐以求解脱和变异。音乐审美趣味的扩展，不仅会极大地丰富审美主体的审美经验，而且还会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影响人的世界观和道德风貌。

　　关于音乐的审美趣味问题，我们既要承认和尊重人们对音乐艺术的审美趣味的个性差异，又要提倡不断提高与扩展音乐艺术的审美趣味，这对真正实现音乐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功能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