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歌的演变发展

评书艺术的发展演变及其功用解析的论文

评书艺术的发展演变及其功用解析的论文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评书艺术的发展演变及其功用解析的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评书，又名讲书、*话、说故事等。评书艺术以其节奏的干净利落、故事与情理的交互融合、情节的跌右起伏和语言的通俗简洁，受到广大评书迷的喜爱，是我国独有的曲艺表演形式，其历史源远流长。在我国悠远的历史文明长河中，评书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传播优秀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说书讲义曾对文学艺术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唐传奇、宋元话本以及明清小说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现代的老舍、赵树理等一批作家从评书艺术中汲取营养，创造了杰出的传世作品。

　　但是，目前对评书的研究却略显薄弱，把评书艺术仅仅局限于下里巴人的大众娱乐通俗文艺，忽略了其在文化史上的价值。事实上，评书作为大众所喜爱的文艺形式，对我国优秀文明和文化起着独特的传承作用。本文欲根据评书的孕育、产生、发展以及兴盛的历程，简要探讨评书艺术与俗讲、变文及说话、话本的渊源，兼谈评书艺术传承文明、文化的功用。

　　评书的渊源、发展和兴盛

　　1、说唱和俗讲与评书艺术的渊源

　　根据出土文物说书俑，评书的最早源头可以上溯到晋朝，之后唐出现的说唱文学和俗讲应该说已经孕育了说书形式。

　　敦煌出土的唐五代说唱古籍文献表明，唐代民问已经有了说唱的艺术形式，但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套路。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佛教事业的兴盛，出现了俗讲和变文，如敦煌遗书中明确标名变文或变的有《破魔变》《降魔变文》《八相变》等。俗讲是相对于僧讲而言的，僧讲是讲给出家弟子听的，而俗讲则是给普通的信徒和广大百姓群众传经布道，变文是俗讲的底本。

　　在佛事发达、俗讲兴盛的形势下，民问原有的说唱艺术也逐渐强大起来（有论者把这一时期民问创造的艺术叫作说唱文学，产生了大量面向市井百姓的民问故事和传说。很多这样的故事和传说被记载下来，成为说唱的底本，其中一部分说唱故事的底本就是变文。这些说唱底本和变文反过来又刺激了说唱艺术的发展。之后，甚至一些达官贵人也邀一些江湖说唱艺人到府上讲故事，客观上推动了说书艺术的发展。

　　这种在民问发展起来的说唱文学和俗讲客观上为唐传奇的作者们提供了写作素材。一些文人开始把六朝时期的故事如六朝怪志等用细腻的描写、完整的结构、散韵结合手法改造为传奇，像《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柳毅传》《莺莺传》《霍小玉传》《虫L髯客传》等。说唱艺术在这些志怪神话、才子佳人的传奇中获得了丰富可靠的蓝本，在与文学艺术互动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2、说话流行与评书艺术的产生

　　唐说唱艺术在宋元时期演变为说话（说话也即说唱，元时也叫*话），说话科目很细，分为讲史、说三分、五代史、说浑话和小说等科目。从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我们也能了解到，京城汁梁涌现了许多专门表演民问伎艺的勾栏瓦肆，市井常见，规模可观。

　　说话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宋元话本的发展。这些宋元话本的编写者和说唱者，多是卖艺人、落第书生，他们大都用口语写作话本，比唐传奇更易为人所接受。这些话本无形中为说唱艺术注入了活力。从史料反映的情况来看，这时的说话已经}一分接*后来的评书艺术。宋元说话的兴盛是城市商业繁荣刺激的结果。商业经济发展到宋元时期，旧的坊市制度逐渐崩溃，新的商业格局慢慢形成，城市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史料反映北宋时的东京汁梁城市人口逾百万。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刺激了市民阶层对于文化娱乐生活的要求。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说话表演适应社会需求，经常在这些场合中出现，满足民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望。

　　此外，为人熟知的*评书四大家将中，有三家出自宋朝《杨家将》《呼家将》《岳家将》，而像《三侠五义》《大小八义》《水浒》等许多说话艺人表演时所依据的底本，其素材也多出自宋朝故事。这也反映了宋代说话艺术的繁盛。一些评书蓝本显示，当时市井社会业已出现了靠说唱维持生计的艺人，他们穿梭于酒家和青楼问，依靠说书度日，实质上可以算作评书艺人。

　　3、评书艺术的发展与新*成立后的繁盛

　　宋元之后，评书从明末清初的小说中分离出来说书人不仅要说故事，还要讲解故事，这样，既说又评的评书被看作一门独立的说唱艺术，在市井中广泛流传开来。

　　明清时期，小说创作兴旺和拟话本小说如三言二拍等故事集的完成，客观上为评书的繁盛提供了基础条件。而才子佳人、袍带讲史、侠义公案等各种俗小说的纷纷出笼，更是刺激了评书艺术兴盛一时。在这一时期，《西游记》《封神榜》等志怪神魔小说为评书艺人提供了非常成功的蓝本，而《东周列国》《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讲史说事小说在把古典小说推向高峰的同时，也推动了评书艺术的.兴盛。明末清初，评书历史上出现了首位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柳敬亭，轰动一时。

　　之后，评书艺术继续发展并走向成熟，成为城乡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性节目。刘鄂《老残游记》中记载《明湖居听书》一段，充分展示了当时说书场面的壮观，表明评书表演艺术已深深为大众所接受，反映了这个时期评书艺术的发达。新*成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借助新的文化传播媒体像广播、电视等途径，涌现了一批颇受听众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如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等，都在听众当中形成了良好的声誉，扩大了评书艺术在百姓中的影响，把评书说唱艺术推上了顶峰。一批评书名家作品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林海雪原》等，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是评书艺术史上的一大盛况。评书文化一时问蔚为大观。

　　评书艺术传承了中华优秀文化

　　评书是一种容量大，故事性强，语言形象，深受不同层次听众喜爱的艺术。评书艺术是我国文化史中少有的主要面向百姓大众的艺术，是我国艺术宝库里的奇葩，同时也是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1、繁荣了我国辉煌的文化

　　评书艺术家们居于话本和听众之问，一方面，他们注意吸收话本的精华，学*典型人物的言行。评书表演者只有用心揣摩才能够说出好的艺术，吸引听众。评书表演者的这一个学*吸收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艺术再创造的过程，是对已存在的文本进行吸收、审美、加工、创新的过程，扩展了优秀作品的审美空问。

　　另一方面，他们要面对听众，接受听众的考验，促使他们考虑听众的喜好和需求，创造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和故事。像刘兰芳《杨家将》的一段：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花似玉，四郎之妻罗赛英，五郎之妻罗刹女，六郎之妻柴郡*，七郎之妻杜金娥，八郎之妻肖金蓉，数人家老六的媳妇最漂亮，出身也好，八贤土的妹子，羡煞其他哥几个。语言整齐，朗朗上口，富有感染力和亲和力，极易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人群所接受。评书表演者的这种语言也反过来影响了文本的创作，保持了我国文学创作的创新性。

　　评书艺术家们这一特殊位置，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为了更好地吸引听众，说唱者非常讲求幽默风趣、插科打浑、穿插头，使评书艺术富有欣赏美感。表演者为了增加表演效果，有时还会在评书演播中插入诗词歌赋等艺术形式，常常出现有诗为证、后人有诗赞曰等形式。如在刘兰芳《岳飞传》赞扬高宠的诗：为国捐躯赴战场，丹心可并日争光。滑车未破身先丧，可惜将军马不良。其他评书特别是《三国演义》，像这种运用诗歌来增强表达效果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此外，评书表演艺术家为了增强评书的欣赏性，总是推陈出新，补充新血液，促进了口技等表演艺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遗产。

　　2、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播

　　评书艺人通过自己的表演，把文字的东西演讲给民众，扩大了优秀文化的受众，一些评书名段如秦琼卖马等成为人们的口头故事，代代相传，保证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这些优秀故事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民问文化，而且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涵养，保证华夏文明的先进性。这也是悠久的中华文明能够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评书艺术家们把优秀作品通过口头表演形式传播给大众，给普通*民百姓以无穷的精神享受，充实了他们的业余生活。评书家的这一行为客观上维护了中华民族思想上的统一，增进了民族团结，效果显著。

　　评书表演艺术家们在演播评书的同时传播了佛、道、儒等思想流派的思想。此外，评书艺术所讲述的前朝兴衰争战之事，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小说故事，以及演说佛书等故事，都在不同程度上传承了文化。

　　3、文明教化的意义

　　评书所讲蓝本很多都是经过再创作的优秀作品，其中很多已经拥有娱乐和教化的双重功用，可谓说以载道。像我们熟知的四郎探母、岳母刺字等评书故事，就包含了忠孝节义的传统思想，而《三侠五义》等武侠评书则带有浓厚的行侠仗义道德，即见义勇为、除暴安良、路见不*拔刀相助等侠士之风，一直为大众津津乐道。这些优秀思想潜移默化，逐渐成为人们做事原则和为人准则，身体力行，形成了社会良好的文明之风。

　　在宣扬儒家正统思想方面，评书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综观众多评书底本，名门贵族小姐均能知书达理，正直书生皆能安守本分，这些其实就是儒家仁爱孝梯、谦和好礼、诚信知报、修己慎独等思想的折射与反映。在人们心目中，评书中这些典型故事无形中成了人们效仿的楷模和典范。仁义、忠孝、勤劳等儒家道德得到大范围的弘扬，培养了中华民族的理性色彩以及良好的品格气质。

　　此外，广大的听众通过听评书，养成了借鉴历史、反思今世的良好*惯，在汉文化圈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增强了汉文明的影响力。

我国古代数学计量的发展演变论文

我国古代数学计量的发展演变论文

　　在学*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对于人类整体认识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我国古代数学计量的发展演变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的数学成就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考古发现在甲骨文中就有了“一、十、千、万”等数字刻痕，这些数学符号也说明我国数学思想至少在殷商时期已经建立了。上古记事用结绳，后世才用书契用来记载。班固《汉书·律令志》称“: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皇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由此可见，我国数学在先秦已经取得许多成就，并且具体运用到实用中了。

　　一、简单刻画和结绳记事

　　*财计历史源源流长，早在早期氏族公社制度时代，人们已经掌握“刻木记数”和“结绳记事”等方法，用来反映渔猎收获数量和其他收支，这也是可知的最原始的计数行为。《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以为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考古也发现，作为仰韶文化遗址之一的西安半坡陶钵中，已经发现二三十种多种多样的符号集，这些符号多集中在陶器的边缘上，这说明仰韶时期先民已经刻制、使用这些符号并用它们表示具体的特殊意义了。这些符号不仅是当时先进记录、计量方法的反映，而且也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原始文字的滥觞。

　　“刻木记数”、“结绳记事”,被认为我国财会发展史上的原始计量、记录方式产生的标志。原始社会创制的结绳形式是清晰反映数量关系及客观经济活动的记录方式。结绳记事，是先民最先和最广泛采用的记录方式之一。《周易·正义》称引郑玄注曰“: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这大概就是“结绳之法”自身进行的具体探索，于情于理都是讲得通的。

　　二、计量单位的创始

　　“书契”已经有了数的概念的明确记载，而且有通过数的运算求得结果的记载了。在何种计算中，都不能离开度量衡制以及衡量事物多寡的计量尺度参与。

　　据传说，我国的度量衡和计量单位与“黄钟秬黍”有关。“黄钟”,创制于黄帝时代，它是用竹子制作的一种吹奏乐器，长度大约九寸左右。后来，黄帝又把它定为度量事物的标准，如《汉书·律令志》中提到“黄钟为天统”。而“黄钟”本身又是靠“秬黍”来量制的，所以“秬黍”和“黄钟”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互度互量的关系。

　　《律令志》又载：“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这里提到的黄钟长度大概等于中等秬黍九十粒，以一粒为一分，则十分为一寸，剩余的寸、尺、丈、引之间关系皆为十进制。“量这，龠、合、升、斗、斛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这里提到的黄钟容积等于中等秬黍一千二百粒，也称为一龠(即勺子)。十龠是一合，其余的升、斗及斛等单位比例为十。“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本起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这里的黄钟与秬黍具有互量互度关系，其中记载的实物度量制度有寸、尺、合升、斤两等，这些单位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一直延续使用到现在。

　　三、计数法和位值制的建立

　　甲骨文时期，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这种文字上的进步，对商代后期的算学和财会的发展都有十分巨大的促进作用。比如在早期甲骨文中，已经有了从一到十等众多数学符号，这些符号是开展数*算及财务核算的基础，也是其他相关活动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承载。不仅如此，甲骨文中的一、十、百、千、万等符号每个单位已经用来指称一个专名了，而且，这些数字符号的排列也具有规律性，个、十、百、千、万从小到大排列、循环增值，共同构成了一个科学的数学系统。这也意味着先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掌握十进位法进行一般的数*算了。

　　甲骨卜辞中的实物、货币度量单位，与数字相结合，再加上年、月、日、时辰的'限定，便可以用来详细记事了。这些符号和计算是商代“会计”进步的表现，即使从当前的原则看，它们也已经属于最初级的财会记录了。如甲骨卜辞中载有许多殷商王族占卜、经济收支计算相关的记录。其中，有一些属于“记事卜辞”,在此类“计算”中，可以与卜辞无关，也可以和卜辞有关。如记载田猎时收获多少，在战争中的俘虏数量，以及所属方国、臣下进贡物品等。还有一些是在祭祀过程完毕后，把用牲的种类、数量及方法和祭祀的月、日、时辰，一起刻在甲骨上，用来表示对先祖、鬼神的孝敬。这些记录，从总体上可以简单分为“收支记录”“、占卜支出记录”“、货币计量单位记录”三个大类，三类都是商代的财会方法和实践的具体表现，也是目前可见的最早财会记录。

　　四、周秦财计管制规范化

　　随着封建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的财计管理制度逐渐得到发展和规范。战国至秦汉时期，已初步构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厅财计管理系统。

　　西周时期，周天子为管理财务和出纳，分别设置了专门负责财会工作的“司会”、“职内”“、职岁”“、职币”等四种官职，并确立了四种官职的职权范围和管理制度。其中，司会是我国最早记载会计职务并负责报表的编审，如《礼记》，即“零星算之为计，总和算之为会”。职内、职币、职岁三职分掌出纳工作的一个方面，三者间相互参考、相互控制，并且建立了财政收支的分权控制办法：以入制出，以出制入，以出入控制结余之财[1].除此之外，周朝还设置了一系列财计管理制度，如交互考核制度、收支报告制度和宰夫地稽查制度等。

　　周朝的官厅会计制度，不仅有了陈述性财务报告，比如《周礼》中提到的“日成”、“月要”和“岁会”,而且，还采用了凭证(“书契”、“官契”)、账簿(也称“籍书”)和“三柱结算法”等专门方法。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到秦朝末年已经开始出现了“收-付”为记账符号，以及“上收下付”式的单式收付记账法，除了记账之外，还以钱币为计量单位对一部分收支进行核算，这是我国财计管理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另外，统治者专门设置严刑峻法对官员的计算进行管制，其中包括对不同程度的错误进行分级，分别处以不同程度处罚。比如在土地税收计算中，为规范官员计算准确性，秦代专门设置严厉的法令进行规定，并且还设置官员对计算结果进行仔细检查。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有以下记载：邻里有女恶自喜也，织曰：自再五日织五尺。问始织日及其次各几何。曰：始织一寸六十二分寸卅八……不盈寸者，以法命分。

　　王已雠(《算数书》简40-42)[2].“王已雠”,指的是“一个姓叫王的人对该算题进行了核对”.这也是一个秦代财务会计进行校对工作的真实体现。如果有官员计算失误的话，则按《效律》来处置。“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及不当出而出之，值共价，不赢廿二钱，除;廿二钱以到六百六十钱，赀官啬夫一盾;过六百六十钱以上，赀官啬夫一甲，而复贲其也。人户、马牛一以上为大误，误自重也，减罪一等。”(张家山汉简《效律》)总之，无论在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财政历来都被统治者视为国家经济的要害部门，统治阶级建立并完善这些制度而产生的财政理论，自然是极其必要的。

　　五、数学成就对财务规范的可行性

　　周代教育制度日渐完备，并在幼儿教学中以算数为必修科目。

　　与此同时，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传统数学理论在周秦时期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且将算学知识进行传授和实践应用。如《九章》中所记载的“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类算题[3],这些算题的记载大概在西汉年间，但是算题的形成年代至少要早上百年左右。除此之外，还有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下葬年代大约为吕后二年，即前186年)中记载了大量数学计算的算题，其中涉及了“方田、粟米、衰分、盈不足”等几类算题。同时，岳麓书院藏秦简《数》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4].这就足以说明“方田、粟米”等几类算题的产生时代至少是在秦代，并且有可能更早。

　　周秦之际，诸子百家纷纷着书立说，我国哲学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也诞生了许多关于算学的著作，代表性的著作有《墨子》、《吕氏春秋》、《管子》等，如《墨子·备城门》“:三十步一突，长九尺，广十尺，高八尺，凿广三尺、长二尺为宁。”这些传世的和出土的数学文献，不仅涉及了专业的数学专门术语和数*算的知识，还关系到了数学知识在具体实践应用的问题，是我国早期数学成就的典型代表。同时也证明，早在周秦时代，我国就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数学水*，这无疑为我国的古代财务计算的开展扫清了障碍。

　　周秦早期的计量与财会行为，是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它不仅涉及了财务计算，而且与数学、统计学还有其他学科都关系密切。而周秦的算学成就，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中催化了我国财务计算萌芽，并且为后期的财会发展形态和发展趋势提供可靠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会计史稿(上)[M].*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2]张家山二四七号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文物出版社,2001.

　　[3]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九章算术)[M].中华书局,1963.

　　[4]朱汉民.岳麓书院藏秦简(贰)[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谈西方哲学中理性的发展演变

谈西方哲学中理性的发展演变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史的源头和开端。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谈西方哲学中理性的发展演变，欢迎阅读与收藏。

　　一、理性的诞生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哲学从最初的宗教和神话中**出来，成为西方哲学史的源头和开端。“古希腊哲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两大源流。一是来自古代东方各国文化对古希腊的影响。……二是古希腊神话。”

　　[1]14-15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和人的认识能力低下，面对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人们无法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合理的解释，对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也知之甚少，于是，就创造了神话和原始宗教。可以说，西方哲学是从希腊神话和宗教中孕育并分离出来的，人们最早对自然界、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希腊神话中人们用想象力来认识世界及宇宙万物，用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人格神来解释自己无法认识的自然和现象。尽管原始宗教观念还不是哲学，但已经开始考虑宇宙万物的生成与灭亡的问题，人们已经用宗教信仰和神话探寻世界的本原，通过感性的、表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

　　将历史回放到古希腊哲学产生的时代，可以发现哲学思想空前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经济的繁荣，此时的希腊正值奴隶制城邦的兴盛期，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产生了工商业奴隶主同贵族奴隶主之间的斗争，于是也有了反对宗教神话而代之以新思想的要求，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后，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些客观的社会条件提供了一个适宜哲学思考的环境。最早开始研究哲学领域问题的是米利都学派。“希腊哲学起源的直接背景是宇宙起源诗，宇宙起源诗以神话的外衣叙述了客观史前的故事，从而利用流行的有关万物恒变的观念叙述宇宙创造的形成。”

　　[2]42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宇宙间存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操纵这个世界的运行，想找出一切变化莫测现象背后的永恒关系，于是产生了解释世界本原的哲学思想萌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人们对于哲学的研究就是出于自己对世界的无知和对眼前问题的困惑，从一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例如宇宙是怎么产生的，日月星辰的各种现象是如何交替产生的等等。

　　[3]119古希腊是开启理性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理性思维，即人通过对自身认识理性的能力以及对理性的把握，使这一时期的希腊人开始逐步摆脱原始神话的统治，将理性作为认识宇宙万物、了解人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而不再是单纯地依靠对原始神话的幻想。

　　之所以将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史的开端，最重要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开始重视理性思想，并将其奉到神的高度。那时的哲学家在追寻世界本原、解释宇宙万物的变化时，并没有完全将理性精神从自然世界中剥离开来，例如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起源，他把数看作神圣;苏格拉底提出对理性的信仰，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他们都宣扬理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则将思想本身的思想看作是人类灵魂的最高功能。从这些哲学家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古希腊的理性观念都体现着自然性和直接性。

　　二、理性的最初规定

　　作为古希腊哲学开端的自然哲学对于什么是万物“本原”提出了各种不同见解，体现出这时的人们力求摆脱对宇宙的神话思维方式，渴望知道世界的本来面目，努力寻求宇宙和自然的构成、本质和规律，由此，神话垄断思维走向了自然主义的理性判断。第一个哲学派别是米利都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用水来解释一切事物，认为万物生成于水而又复归于水。泰勒斯通过对经验加以反思，提出这一哲学命题，概括了以往人们所有对自然界的具体变化进行的一系列的抽象和总结。尽管泰勒斯提出的始基仍停留在感性范围内，但他却将这个具体的、感性的水作为宇宙万物的起源，将水提升到一个普遍适用的、理性的层面。

　　阿那克西曼德汲取了泰勒斯的思想，提出了万物的本原是“无定”“无限物”,而阿那克西美尼提出的“气”是对他的老师的无定形学说的具体化。在自然万物里，气是最不定形的，它又体现出一种力量，用凝聚和扩散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这种解释却遗留了动力源的问题，造成了毕达戈拉斯和赫拉克利特对本原问题的两种不同立场，也导致他们对理性做出不同的规定性。

　　毕达戈拉斯学派认为，数才是万物的起源，万物都是由数来定形，运动、变化都是不真实的，是感性的。一切感性变化背后的抽象的数才是本原，是不变的、永恒的。这体现毕达戈拉斯非常重视这种超越感官的理性思维，超越具体事物去寻找事物背后的本质。后来，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并提出用“逻各斯”概念来表示万物存在的依据。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在他看来，“逻各斯”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是理性、规律。它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背后那个常住或保持不变的规律，也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

　　[4]22但是赫拉克利特所讲的这个“逻各斯”虽然是普遍的“一”,然而如何将“逻各斯”与感性的火的内在原则统一起来，成了赫拉克利特难以解决的困局。

　　古希腊早期哲学家逐渐开始意识到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思维能够做到超越已有的观念，察觉到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关系，在人通往知识的过程中，思维的推理逐渐开始代替了经验的直观。最终，由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明确地把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陈述出来。

　　巴门尼德将理性再一次提升，就是对宇宙整体的规定性。他紧紧抓住存在与非存在这一最高对立，提出“真理”与“意见”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巴门尼德把哲学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

　　[3]29指出通向两种不同的哲学之路，两条认识世界的路。一种是真理之路，运用理智、理性思维去认识一切存在的存在，另一种是意见之路。“非存在者存在”,是指从感性的具体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原，以这种方式所得到的知识是不真实的、虚妄的。“巴门尼德坚信理性：凡是同思维有矛盾的，就不可能真实。”

　　[4]26巴门尼德认为，要认识那个真实的存在，只有通过思维运用理性才能把握真理，相反，意见则不属于任何真理的范畴，意见的对象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有思维和存在同一，思想与思想的目标同一，才能清除意见、获得真理，区别存在与非存在、本质和现象;由此认为思维认识不是感觉认识的更高阶段，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之路，通过理性路径得来的才是真理，感性知识也只能得来意见。巴门尼德主张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的“存在论”就是摒弃一切不确定性的、感性的事物，最终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因此，他也成为古希腊哲学史上第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

　　古希腊多元论哲学的代表阿那克萨戈拉和德谟克利特承袭爱利亚学派思想，又有不同之处。这一阶段的哲学返回到感性世界来阐述自然万物的形成，理性与感性在这里就合并起来。首先是恩培多克勒，他认为构成宇宙整体的“四根”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永恒不灭的。这体现出一种对永恒不变的本原的追求，然而在认识途径上却依靠感性认识。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万物由种子构成，种子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它无限小，需要通过理性来认识。

　　而一个事物的`性质正是由在这一事物中占优势种子的性质所决定的。为了解决种子的运动问题，阿那克萨戈拉提出了“努斯”,他所讲的“努斯”既是心灵，也是理性，是超然于整个宇宙之外的，他也把它当作神，具有能动性。世界万物就是靠“努斯”来推动的。值得注意的是，“努斯”的提出很重要，第一次把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做了区分。在此之前的区分是很不严格的。过去的哲学家都是用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来说明世界本原，唯有阿那克萨戈拉用精神性的“努斯”与物质性的本原区别开来。德谟克利特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对前人哲学中的几对矛盾对立的哲学范畴进行重新思考，例如运动与静止，存在与非存在等等，并尝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他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别的说法都只是意见。世界有无数个，它们是有生有灭的，没有一样的东西是从无中来的，也没有一样东西在毁灭之后归于无。”

　　[3]47德谟克利特认为，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是通过感觉认知的，而知识则是依靠理性认识获得的。德谟克利特将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结合，结果又恢复了巴门尼德的传统理性主义观点。

　　“逻各斯”和“努斯”的提出构成了古希腊哲学对理性的最初规定性，前者是世界万物运动变化背后保持不变的秩序和规律，后者是宇宙万物的推动者和原因。二者蕴含着理性的双重意义，即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性。但此时的理性观还带有自然哲学的朴素性，没有对世界的本原、宇宙万物的动因的探寻做出明确区分。

　　三、理性的发展

　　苏格拉底提出了对理性的信仰，从“逻各斯”深入到背后的努斯精神。他没有像阿那克萨戈拉那样，在宇宙万物之外设立一个努斯作为外在推动力，而是另辟蹊径，在整个宇宙变化过程中寻找动因。苏格拉底所讲的“努斯”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是自然万物的最终目的。把“逻各斯”变成了人自身的一种尺度，他凭借“努斯”自身能动的自我超越性，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逻各斯”。他的理性主义就体现在追求真理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苏格拉底又从伦理学的层面思考理性，认为人都拥有一个理性的灵魂，人们只有认识了人先天存在的普遍道德观念才拥有真知，真与善，知识与道德融为一体。他相信有普遍知识的存在，力图在伦理问题中寻求普遍真理，并相信人们通过不停的追问，能够接*甚至掌握事物的一般的、普遍的原则。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通过认识自己的途径来研究客观存在，将真理归结到主体的思维意识，以自身为目的，不断地追求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使人的意识逐渐摆脱其主观性，最终获得最本根的普遍性、客观性，就这样，苏格拉底开始将哲学关注点引向了理性。

　　即便如此，在西方哲学史上，构建起理念论的框架，并确立理性重要作用的是柏拉图，他赞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认为一切可感觉到的东西都是不断流变的，又继承和发展了从巴门尼德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特别将苏格拉底伦理学领域的思想延伸到了整个宇宙万物。“理念”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他将世界二重化为“可见世界”与“理念世界”,在他看来，“可见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由后者创造前者，个别事物与理念世界相对应。

　　人的认识过程中存在一种内在的冲动，这个冲动就是理性的冲动，他的这个理性就是“努斯”,而他对“努斯”是这样解释的：“绝对的自动性”,永恒的自动性，是一种主动的能动性，不断地往上攀升，追求更高的境界。柏拉图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之外构造了一个理念的世界，并由理念世界决定着现实世界的一切。受苏格拉底伦理学的影响，柏拉图的理念论一直贯穿着伦理价值的因素，从根本上讲，对理念知识的追求即是对关于善的知识的把握。尽管柏拉图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但其构建的哲学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最根本的困难在于无法弥补理念与具体事物之间这种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难题。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构建的哲学体系也使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形成一个宏伟的思辨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更加注重确定的概念，以思辨的方式追寻事物的确定性，并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努斯”本身的定义，但是更进一步强调“努斯”的这种“自动性”是自己思维自己，需要经过一个系统逐步上升到“至善”这个顶点，这就是纯粹的“努斯”,纯粹的精神。亚里士多德以最高形式弥补了柏拉图的不足。他认为上帝是完美的“努斯”,是宇宙万物的最高形式、最高目的，是一切宇宙万物的原因，上帝按照一定的目的，理性地、有秩序地、能动地推动着宇宙万物，而上帝本身是不动的、完满的、无所不能的。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把“努斯”精神贯彻到底，在他的逻辑学中，淡化了努斯精神，与他的本体论与宇宙论产生矛盾。后来的哲学家恰恰针对亚里士多德缺失的这一方面提出“自我意识的哲学”把万物的“努斯”

　　从自然和宇宙的本体提升到一种人格和人生哲学层次上来。古代希腊哲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发展是人们的思维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从研究客体到研究主体的思维发展的结果。

　　不可否认，亚里士多德发展了古希腊哲学的理性观念，认识到理性的最高规定是思想思维本身，但他却将其看作是客观自在的东西，仅仅把理性局限于理论思辨的层面，缺乏具有实践意义的能动性、精神性，这也是后来西方哲学理性发展需要克服的缺点。

　　四、结语

　　追根溯源，西方哲学的理性基因根植于古希腊哲学的沃土之中，这一时期理性的产生及后来理性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整个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精神的基础。尽管这一时期对理性的理解还处在较为粗糙的阶段，而且不同流派的哲学家的对于理性的理解和表述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却都把理性提高到了人的认识和思维能力的最高阶段，也成为人们不断追求和探索的最高原则。在古希腊哲学中，把握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于理性的揭示和把握，这也成了整个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用感性直观来认识世界，对人的理性思维的探讨及运用理性思维认识世界的能力还尚显脆弱。但是古希腊哲学已经开始揭示理性的内在矛盾，即“努斯”和“逻各斯”构成了理性的两种使命和特征，前者代表着主观能动性的力量，是本源性的冲动，具有不确定性;后者则代表着客观性的规范，具有确定性。从总体上看古希腊哲学的理性观，可以明确地窥探出“努斯”和“逻各斯”的不一致并试图调和，但遗憾的是，这种调和仅仅停留在一种笼统的、原始统一的阶段，并没有将主客对立作为同一事物矛盾的对立面纳入理性之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哲学对这一理性范畴的提出成为后来西方哲学发展的沃土，对后世理性观的发展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古希腊哲学中理性的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欧洲哲学通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2]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拓展：论文：谈*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初步认识

　　在哲学的文化市场萎靡不振的今天，哲学家越来越被排挤到世界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早已丧失了昔日的自信，博大和雍容，落魄到要和千百种职业同槽争食的地步，心浮气躁，不得不媚俗以取悦于世。哲学家想做灵魂的生意，然而灵魂没有了，他们何以为生，作为不和适宜的历史沉淀加以藐视和讽刺。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屈尊俯就地问：哲学是什么？哲学有什么用？这时，哲学家会赔着笑脸，诚惶诚恐地解释一通，可谓“说来话长，一言难尽”；生怕遗漏贻笑大方，到最后总是被人家的逼迫下，下一个简单的结论“一言以蔽之”。

　　尼采狂呼“上帝死了”的时候，哲学家们暗自欣喜，以为听到了福音，从此哲学家接管了宗教的领地，重新建立一个“人文宗教”，为此，中西哲学以地域文化不同，首先表现在它们在寻求和确立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不同。哲学是人生另一种智慧，也就是人对宇宙与人生的反思，是对人的生存状态深切的理性关怀。西方哲学的人生智慧体现了虔诚而深深的宗教情怀，*哲学的人生智慧则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的理性意识。

　　西方哲学注重于以纯理性的客观态度解释世界的认识和以信神的主观态度看待人生的宗教世界观。西方的基督教就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它主导这西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在基督教看来，人生而有罪（原罪），由于人辜负了上帝造人的善意，自甘堕落，才被赶出天国乐园。罪人们痛改前非，克制欲望，救贫济苦，行善积德，把自己全部身心献给上帝，才有希望在世界末日审判获得上帝的垂怜，回归天堂。西方人对有神论的上帝的信仰与西方人对天的理解、对人生生存状态的理解与深深的虚无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如何走出虚无，寻找到人生的意义，这是西方哲学共同所探求的一个永恒的问题。丹麦哲学家说，人若要从虚无的深渊中奋然跃出，那就必须皈依上帝，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的灵魂，给人以精神上永恒的寄托。由此，西方人这种深深的虚无意识，注定了在他们内心深处，会扎根下浓厚的宗教意识，从而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寻求到超越现实的精神家园。

　　*哲学总的来说缺乏认识论的兴趣和有神论的宗教信仰，而则重于张扬人类理性体认识宇宙与人生本质的直觉智慧。*哲学的人生智慧则不是宗教的，而是哲学的。所谓哲学的，也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反思宇宙人生。*哲学主要包括儒家、道家和佛家，都具有深厚的人文哲学意识而非宗教精神。*哲学否定了深的存在，但并非不意味着没有超越现象，超越现实的意识。*儒道佛哲学的超越意识，是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内在的心源。所以*哲学人生智慧是追求内在的超越而非外在的乞求，并不需要脱离现实的世俗社会。这种人生超越智慧叫“即世的超越”，“即出世又入世”的超越。如果说有彼岸天国的话，那么彼岸就是此岸，天国就在人心中。

　　如何表述中西哲学的方法，一种是暗示，一种是下定义。

　　*哲学不可说，以为有些哲学的对象是不能用日常语言表达清楚的，但哲学必须表述，对于不可言传的东西。哲学家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或者用其他方法来暗示、烘托。*哲学的这种赋予暗示的特点与*一切艺术理想是相通的，*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换句话，*哲学所表达的东西类似于*诗、*画所表达的含义，都在表达上有相通之处。列如诗人要想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的，而是诗中没有写出来的。好诗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读*文学欣赏*艺术，不能只看表面，不要眼光只停留在文字表面的意思，要读出言外之意，读*哲学要细心体会字里行间的弦外之意。

　　*文学中《老子》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认为道不可说，只可暗示，不是靠固定的语言。语言一但达到目的就应该忘掉，就不需要了。《庄子》说：“言所以在意，地意而忘言。吾安的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所以*哲学正是明晰不足，暗示无穷，充满诗意。

　　西方哲学绝大多数派都坚信哲学能够清楚的，用语言表达一切对象。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就是用下定义的方法来表达哲学观念，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用“我思”这个言语的性质来定义“我存在”，他还认为只有象数学那样清楚明确的观念才是最可靠的知识，并且可以用语言来推导上帝的存在。笛卡尔如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完美的，而存在当然比不存在完美，不存在当然不如存在完美，因此，上帝是存在的。西方人用1＋1=2的方法来证明世界认识性的一切，用下定义的逻辑论断证明西方哲学。

　　因此总的来讲，*哲学境界甚高，内涵深刻，而西方哲学则善于逻辑分析，思想表达清晰，但前者缺乏清楚的思想表达，后者则达不到最高最好的哲学境界。

*古代诗歌的发展脉络

*古代诗歌的发展脉络

　　在日复一日的学*、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接触过诗歌吧，诗歌饱含丰富的感情和想象。那些被广泛运用的诗歌都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古代诗歌的发展脉络，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代诗歌的发展脉络：

　　我国诗歌发展脉络上溯到先秦，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源头和《离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源头，发展到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和建安文学，发展到唐代的诗歌鼎盛，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宋元明清继承了诗歌发展成就，也出现了一大批诗人：苏轼、辛弃疾、龚自珍等；到宋代，词成为诗歌的主流，出现了有相当影响的豪放、婉约两大流派；元代出现了散曲。诗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流派，流派中的诗人的艺术风格比较接*，代表的流派有：建安七子、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大历十才子、豪放派、婉约派、江西诗派、四灵派等。

　　诗有古*体之分，古体诗一般在字数、声韵、对仗等方面较自由，其形式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体诗，在字数、声韵、对仗等方面有严格限制，其形式为五言、七言，根据行数，八句的为律诗、四句的为绝句。律诗由首联、颔联、颈联、尾联组成；*体诗对押韵也有严格的要求。词有词牌 ，根据字数的多少，可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散曲包括小令、套数，每个曲子都有宫调、曲牌，不同的曲牌在字数、*仄押韵上也不同等。

　　古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教师要引导考生对它们的储存。如，抒情的手法有借景抒情、触景生情、咏物抒情、直抒胸臆；以及托物言志 、虚实相生、渲染、衬托、时空转换、联想想象、用典、修辞等。古诗在结构上有起承转合的特点，绝句的第三句往往有转折的作用等等。古代诗歌卷帙浩繁，内容博大精深，要准确快速的进行鉴赏的确难度大，但我们还是可以了解、掌握一些古诗人常写的内容。如，乡情、伤离、怀古、吟边、忧思、登高等。涉及语言风格的，不能只会形象、生动、清新、自然，还要了解隽永、雄浑、典雅、含蓄、绮丽等。还可以记诵一些常用的词语，如离愁别绪、羁旅、思归、寄情山水、隐逸、闲适、高洁情怀、壮志难酬、报国无门、沉郁悲凉、为国立功、明朗广阔、自然疏放、豪放婉约、新奇、萧瑟、意境幽深等等。这些常用来鉴赏古诗词的词语要能在鉴赏文中恰倒好处地运用。

　　同时，也应巩固阅读文言文的'知识，没有一定的文言文的基本功，也无法进行阅读鉴赏。如，李商隐的《贾生》中“可怜夜半虚前*”的“可怜（可惜）”与白居易的《暮江吟》中“可怜九月初三夜”的“可怜（可爱）”意义是有区别的。如果文言文的基础差，是读不懂这两句诗的。因此必须进一步掌握文言文词语的多义、活用、古今异义，句子的省略、倒装等。

　　【拓展】国际影响

　　汉诗，字面上的意思是汉语的诗歌。但这个概念主要是在汉语世界之外使用。*的一些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因为使用汉字作为书写文字，自然也深受汉语诗歌的影响。随着佛教禅宗在这些国家的流传，汉诗成了禅宗文学的最重要的形式。

　　日本

　　在日本，从奈良时代开始，文人因为受*文化的影响而开始仿照汉语的诗的形式来创作日本诗歌。日本汉诗和日本本土的和歌、俳句最明显的区别是汉诗一首有四句（绝句）或八句（律诗），每句通常五言或七言，而和歌、俳句则有五、七、五或五、七、五、七、七等多种长短句，更像汉语的词。

　　751年，日本最早的汉诗《怀风藻》出版。之后在*安时代达到全盛期，凌云集 、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敕传汉诗集持续出现，风行之盛被人称作“国风黑暗期”。其后鎌仓时代、室町时代日本的汉诗得到持续的发展，譬如一休宗纯的《狂云集》中收录了一休的很多汉诗。江户时代汉诗的发展达到高峰。明治维新时期的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几乎人人都会作或好或坏的汉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汉诗的影响开始衰落，迅速衰落则为昭和时期。不过今日初中程度以上的古文教育仍然包含汉诗、汉文的背诵、解释、以及创作等。为*之外汉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朝鲜

　　高丽朝时期，汉诗在高丽逐渐普及。高丽诗人如崔冲（985年－1068年）、李奎报（1169年－1241年，号白云居士）、郑道传（？－1398年）等都有大量汉诗流传下来。除此之外，高丽文人还把古老的朝鲜语民歌用汉字纪录下来，形成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后人称之为“别曲体”，又称为“景几体歌”，大体上采用了334的格式。譬如著名的朝鲜民谣《阿里郎》，或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的古风片头曲《呼唤》。

　　高丽朝中期开始，具有朝鲜语特点的时调得以发展，并在李氏朝鲜时期达到顶峰。时调是朝鲜的俚语民歌，但由于是汉诗诗人整理记录，而且汉诗诗人创作了很多时调，时调在发展中自然地融入了汉诗的因素。诗人申钦（1566年－1628年）在《放翁诗馀序》中说：*的歌极具风雅，可载籍流传，而我国所谓的歌却只能用于宾筵娱乐，不能丰我载籍。

　　越南

　　越南作为*的一个郡县（交趾）时汉字即作为官方文字。*五代十国时越南从南汉的治下独立，但官方文告和科举考试仍通用汉文，一般著作也以汉文撰写。是以作为汉文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汉诗在越南也得到发展。陈朝末年，著名的汉诗作家有陈艺宗、胡季牦等人。后黎朝时，尤其是黎圣宗（名灏、思诚）时，汉诗达巅峰状态。

北京古称的演变简介

北京古称的演变简介

　　古城，一般就是指历史文化名城。那么北京的古城是怎么演变的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北京古称的演变简介，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北京古称的演变简介

　　公元前1000多年，周武王灭商分封诸侯的时候，北方的燕国迁都于蓟城，“蓟”由此得名。这个地名延续时间很久，不仅在史书上有记载，在出土文物里也可以得到证实，而且还衍生出一系列地名，如蓟门、蓟丘、蓟苑、蓟城等。

　　排行第二的是“燕”。“燕”衍生的地名也不少，如燕台、燕城、燕市、燕京等。北京的一些学校、工厂、饭店也用“燕”来命名的，如“燕京大学”、“燕京饭店”等。

　　从公元1153年开始，经历了元、明、清几个朝代，历时800余年，北京一直处于国都的地位，因此又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别称、美称，如长安、春明、日下、京华、都门、帝州、帝台、王城、皇州、辰垣、天都、玉京、神京等等。除此以外，北京在历史上还曾经叫过“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废封国改立郡县是历史上广为人知的大事件。作为防范六国旧贵族复苏反抗的手段，在原六国都城地区设置郡级行政机构，北京地区叫做“广阳郡”，郡的首府就设立在原燕都的蓟城。

　　除了燕地和蓟城，北京*原在更大范围上也沿用着传说中的那个字，被叫做——“幽州”

　　西汉时期，北京地区或为国(诸侯国)或为郡，但治所都在蓟城。作为十三州之一的幽州刺史，驻地也是蓟城。

　　东汉时期，幽州作为一级行政区，以蓟城为地方行政中心。

　　三国时期，广阳郡归曹魏所属，首府仍在蓟城。

　　西晋时期，北京地区属燕王封地，还是都蓟城。

　　从秦汉到魏晋，当朝的换了一代又一代，蓟城因为无可改变的地理优势，和长期的'文化经济积累，始终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秦汉时期，是中原政治集权管辖或抵御塞北的中心城市。东汉末到南北朝时期，所有者风云变幻，蓟城时而是割据势力的盘踞中心，时而是游牧民族南下的据点。纷纷乱乱的战局，在摧残着这片土地上百姓们生活的同时，也把蓟城迅速地推到了政治、军事上更为重要的地位上，使得她的占有者，逐渐掌握到*北部的控制权，和间接左右全国的实力。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史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史

　　阅读是一种主动的过程，是由阅读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调节控制的，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自我修养。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史，欢迎大家分享。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史

　　古诗词艺术歌曲是*的古典诗词与音乐相结合的一种声乐体裁，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歌词全部来源于古典诗词。*的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一株绚丽的奇葩，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颂。它以洗练的语言、高远的意境、深邃的内涵，传达着*文化特有的神韵。古典诗词作为*文学史上的一颗闪亮“明珠”，其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是毋庸置疑的。就音乐创作而言，古典诗词曾激发了无数作曲家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写下了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以青主、黄自、赵元任等为代表的一批作曲家选用古代诗词创作艺术歌曲，那些具有*古典韵味的艺术歌曲至今仍是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的精品之作。时至今日，有更多的作曲家把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学的“宝藏”，那些传颂了千百年的古代诗词几乎成了作曲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粮仓”。本文就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作一番综述和比较，以揭开它那颇具神秘色彩的面纱，使其创作和发展的概貌展现在我们眼前。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从创作技法上来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技法上大多采用欧洲浪漫派晚期的创作技法。这一时期青主创作了《大江东去》和《我住长江头》，这是两首艺术造诣达到较高境界的作品，其中《大江东去》创作于1920年青主留学德国之际，是*艺术歌曲的开山之作。黄自先生毫无疑问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诗歌和音乐相结合的声乐作品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黄自以*古代诗人的诗词为题材作曲，谱写了《花非花》（白居易）、《峨眉山月歌》（李白）、《点绛唇·赋登楼》（王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苏轼）、《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等曲。在这部分作品中他能深刻地理解原诗的含义，并通过音乐给予生动、具体的形象刻画。其中《点绛唇》的音乐充满着宽广的气势和明朗乐观的情愫，是一首富于浪漫主义气息，具有一定民族风格的独唱曲。《南乡子》的音乐则充满着豪壮的气魄和澎湃的热情，是一首富于爱国激情的抒情独唱曲。其他像《花非花》《卜算子》等作品以素雅的笔调、深情优美的旋律、新颖细致的和声进行，勾画出一幅幅*式的恬淡幽静的意境。黄自的这些艺术歌曲可以说是当时我国学院式艺术歌曲创作的精品，并对后来许多作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作曲家还有江文也、应尚能、刘雪庵、马思聪等，他们在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领域也都颇有建树。江文也所写的艺术歌曲的词，全部取自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诗词，并且按照朝代顺序结集编作品号码。作品有《江村即事》（司空署诗）、《垓下歌》（项羽词）、《宋词李后主篇》（李煜词）等；应尚能作为一名作曲家和男中音歌唱家，他的代表作有《无衣》（诗经）和《我侬词》（管道声）等。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从技法上来讲，第二个阶段即是上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即为谭小麟先生。谭小麟在美国留学期间曾追随现代作曲理论大师亨德米特学*，并被视为亨氏高足，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国立音专。他是将现代作曲观念与技法引入*专业作曲教学的第一人，可惜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作为一名作曲家，他对我国传统音乐有着深厚的感情，除了直接从事民族器乐的创作外，他所写的声乐作品也大多取材于古代诗词。谭小麟具有颇深的古典文学和音乐功底，在创作中他尊重民族的审美取向，以*传统文化的思维为基础消化吸收应用亨氏作曲体系中可取的部分，因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他强调：“我应该是我自己，不应该像亨德米特。”“我是*人，不是西洋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民族性。”谭小麟一生创作了十多首声乐曲，他精心制作，力求尽善尽美，故其中多精品。代表作有《自君出之矣》（张九龄）、《彭浪矶》（朱希真）、《正气歌》（辛弃疾）等。从谭小麟的作品当中，不难感受到其中既有现代作曲技巧较成熟的展示，又有民族风格较纯熟的体现。罗忠曾这样评价其师谭小麟的歌曲创作成就：“他的艺术歌曲是我们民族音乐创作的精华，不仅继承了我们传统声乐曲的'许多优秀成果，而且在创作上，不论在精神方面还是技术方面，都踏入一个新的天地。”从分析研究谭小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中体现出一种远远超过他前辈的强烈个性和新颖独特的民族风格，为后人在音乐创作上积累了不少富于启发性、值得深入探讨的宝贵经验。

　　接下来谈谈以罗忠为代表的“五声十二音”作曲技法在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中的运用。

　　罗忠先生于1980年发表在《音乐创作》杂志上的《涉江采芙蓉》，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作。这是一首严格按照十二音序列音乐的规则来进行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当时，大部分作曲家对现代创作技法几乎一无所知，十二音体系的作曲方法在人们印象中是与“垂死的帝国主义”“没落的资产阶级”等政治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写这种东西常常会招灾引祸。罗忠先生大胆地突破了这个禁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开创了用五声十二音技法作曲的先河。从此以后，*内地的作曲家们争先恐后地进行现代作曲技法的补课、探索和实践，出现了一系列利用五声十二音序列创作的作品，中断了30年的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之路得以延续。五声十二音序列是罗先生独创的，这种创作实践引领*音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会通，对*现代音乐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采用西方十二音技法，同时又赋予它五声性的内涵，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融合点。

　　罗忠的作品数量繁多，体裁各异。创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在创作题材和所应用的作曲技法方面截然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艺术情趣。第一阶段创作技法以传统为主，历时17年。他创作了独唱、合唱曲31首，大部分为艺术歌曲，还有其他体裁的音乐作品30余部。第二阶段迄今26年，创作合唱独唱歌曲19首，全部为艺术歌曲，此外其他体裁的作品数量也很大。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注重与*文化相结合，创作技法以现代为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在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之初，作曲家基本按照(转第59页）(接第74页）欧洲浪漫派初期的原则来安排调性布局，其间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五声色彩以使作品接*本民族的欣赏*惯，如青主、黄自等。40年代中后期，谭小麟将亨氏作曲理论带回*，他本人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他的作品基本不用传统的大、小调式，而使用五声调式，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五声调式，调式变化非常丰富，他是以十二个半音为材料来构思旋律与和声的，作品透出浓浓的五声性。之后漫长的40年，现代作曲技法仿佛从*大地上消失了，直至罗忠的一曲《涉江采芙蓉》，向世人宣告了现代作曲技法在*的存在，使艺术歌曲的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通过上述分析，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就清晰了，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二三十年代（青主、黄自）──40年代（谭小麟）──80年代（罗忠）。从技法上来讲是：欧洲浪漫派技法──亨氏十二音序列作曲法──罗氏五声十二音序列作曲法。

　　*现代作曲家在根据古诗词谱曲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创作中探索如何应用西方现代创作技法来表达*诗词所特有的神韵，无一例外地努力在作品中体现民族气质、民族风格，在音乐如何体现诗词的意境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三四十年代的黄自、谭小麟如此，70年代末的罗忠如此，罗先生之后的许多作曲家也是如此。这是历代作曲家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之一。黄自曾说：“*自己的音乐必须由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与灵魂而又有西洋作曲技术修养的作者创作出来。”他还说：“我们现在所要学的是西洋好的音乐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和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由此可见，他对创作新的民族音乐具有鲜明见解和宏伟抱负。他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或深沉跌宕、或清新淡雅，处处体现出古典诗词的特有意境。又如谭小麟，他在创作当中大量运用西欧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和声中很少使用或几乎不用的和声材料，而是以十二个半音为写作材料，同时有意识地采用*传统的五声调式，使得作品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传统音乐淳朴、亲切的特色。罗忠先生和他的前辈相比又将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主要是他独创了“五声十二音技法”，让*的五声体系和西方十二音序列体系找到了一个最佳融合点，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个全新的音响世界，而用这样的音乐体系去诠释古典诗词正是罗先生的匠心所在。

　　古诗词艺术歌曲经过*90年的创作实践，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曲家和优秀作品，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阐述了。从20年代直至当代*90年的历程中，作曲家们始终在探索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创作具有*特色的音乐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值得后人去深入研究，认真分析总结，对新时期*艺术歌曲的创作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只要创作上发展了，相信歌坛也随之会吹来一股清新的、具有古典韵味的“*风”。

　　拓展阅读：*诗词的押韵之美论文

　　唐继承隋制，实行科举。诗歌列入考试内容。律诗和绝句的体式在这时得以完善。历宋元明清至今相袭不变。唐人作诗依据陆法言《切韵》，但分部过细，有206韵，由于同韵字少，允许*韵通押，有所变通。宋朝景德年间的《礼部韵略》是一部官修韵书，允许*韵通押，订出了“同用”、“独用”的规则。南*水（今山西临汾）人刘渊在江北刊印了《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将《礼部韵略》注明同用的加以合拼，成为一本107韵的书，即*水韵。此时金人王文郁又将原来并不同用的“迥”、“拯”及去声“径”、“震”合并，共106部，作为金代官韵书，一直流行至今。*水韵106韵韵目如下：

　　上*声：东冬江支微鱼虞齐佳灰真文元寒删

　　下*声：先萧肴豪歌麻阳庚青蒸尤侵覃盐咸

　　上声：董肿讲纸尾语麌荠蟹贿轸吻阮旱澘篠巧皓哿马养梗迥有寝感琰豏

　　去声：送宋绛置未御遇霁泰卦队震问愿翰谏霰啸效号箇祃漾敬径宥沁勘艳陷

　　入声：屋沃觉质物月曷黠屑药陌锡职缉合叶洽

　　其中*声字最常用，收字多少不一。最多“虞”部305字，最少“咸”部41部。作诗必须遵守韵部，不能出韵。*体诗的规则，偶句必押。首句*声韵一般都押。仄声，特别是五言体，则多数不押。以王昌龄的《出塞》为例：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起句入韵，关、还、山相押，属十五删部。又如杜甫的五绝《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起句不入韵，偶句押韵，图、吴属七虞部。是五绝的常格。

　　如前所述，韵有宽窄。初学写诗的人，不妨从宽韵入手，有较多选择，利于运思。像东韵、虞韵、先韵、阳韵、庚韵字多而不僻，较易措手。

　　但是，由于语言的变化，许多当时适口的诗韵，今天已经不谐于口了。以十三元为例：其中如魂、门、孙、繁、言、掀皆与真、文、先、咸相*。江西名士高心夔两次殿试，都以出韵，贬到四等。王闿运嘲以“*声两四字，该死十三元”相嘲。像如此有悖实际的事，为何还要遵守？于右任先生说：“古人用自己的口语来作诗，我们用古人的口语来作诗，其难易自见。我们要想把诗化难为易，和大众接*，第一要改用国语*仄与韵。”中华诗词学会提出“双轨并行”、“倡今知古”，提倡用新声韵，即按普通话声韵写诗。

　　在韵的革新上，鲁迅、*也是力行改革的大家。鲁迅诗不但邻韵通押，如《赠画师》“雾塞苍天百卉殚”与“只研朱墨作春山”，“殚、山”是寒删通押。《赠乌其山诗》则“华、书、多、陀”相押，是以方言入韵。而其《脑炎戏作》之“不料仍违众女心”与“无如臣脑故如冰”，更是打通前后鼻韵母以“in”与“ing”相押。大大地放宽了韵的束缚。*的《长征》诗共五个韵脚，其中：难、丸、寒，属“寒”韵，而“闲、颜”属“删”韵，听来浑然无别。其《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上片用“有”韵，下片用“麌”韵，皆情韵超迈，气象发皇。

　　古典诗词困境之我见论文

　　拙作《古典诗词“困境”之我见》一文同时在烟雨和红袖发表后，小有争议。作为一个文笔不成熟，见地甚浅的我来说，诚惶诚恐之中有一丝欣慰。欣慰的是毕竟有读着路过了，并留下了自己的见解可供我参考。很感谢！

　　留言不多，句句却是评论者心声。有赞成的，诸如“古诗就应该用古代的那个规范来要求。不然就乱了，和现在那些唱歌的一样，唱什么的都有！”、“支持作者观点！我也是古诗词爱好者，想写律诗但水*有限，所发作品都注明“古绝”，那是无奈之举。律诗虽然对格律要求非常严格，但读起来意境深远，是别的诗歌体裁无法替代的一种美，不然怎么唐诗宋词流传了这么久却长盛不衰，而且百读不厌？本人认为，如果作不了格律诗，大可不必抨击它，完全可以以别的体裁作诗，诗歌的体裁很多也很自由。”之类的。很感谢他们！当然也有反对的，反对之中见真谛，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留言。不管只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其中均不乏精彩留言。看后因心有所感，故而摘录下来，再作一番小讨论。

　　红袖一位笔名为“非白”的网友这样说道：

　　“我非常喜爱读诗词，但是从不去研究什么格律，因为我从没打算去写诗词。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诗已被做完，但至少格律诗已被做完。说句泄气话，你就是穷其一生，写出的诗也不及那时最末流诗的万分之一。这世上任何东西都有生命周期，有生就有死，有盛就有衰。格律至唐为盛，词至宋为盛，曲至元为盛。文言小说至《聊斋》为盛，章回小说至《红楼梦》为盛，杂文至鲁迅为盛，京剧至梅兰芳为盛。所有的盛之后，便无一避免地走向衰。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由盛至衰的过程将更快。相声盛之后也早开始衰退，取而代之的小品在很短暂的盛之后，也在很快的显出衰退的痕迹。所有这些，都是自然规律，也是艺术的规律。无论你怎样努力，也不会出现梅兰芳时代的京剧，无论你如何地才华横溢，也不可能写出《红楼梦》那样的章回小说。艺术是在发展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创造新的艺术生命呢？而要一味地去生硬地模仿越过千年的艺术形式呢？就算你模仿对了，有那么好的经典我不去看，为何要去看你那不伦不类的烂什子呢？郭沫若的格律诗写得要算可以了吧，可是一和唐诗比起来，简直是土的掉渣，哪能算诗，只是在穷对付什么格律吧了。的格律诗也算写得不错了吧，可除了几首还可看之外，其它的读了简直令人啼笑皆非，什么‘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就是他老人家写的经典的词，曾向全世界诵唱，真让人恐怖。我非常赞成读唐诗宋词，但决不赞成去写，当然写写玩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要指望出成绩，则肯定是白费力气。因为，虽然月还是唐时月，星还是宋时星，但人已早不再是唐宋人。”

　　暂且不说其留言内容如何，首先可以看得出，作者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也仅仅只是他一家之言，于诸多细节方面值得探讨。

　　“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诗已被做完，但至少格律诗已被做完。”固然，鲁迅是*大文豪，说出此话定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也不能迷信，认为鲁迅说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无可挑剔的。不要忘了，鲁迅的文章为什么在现代人读来艰涩难懂？原因很简单，一定时期的文章是一定时期社会中政治、文化乃至诸多方面的反映，社会是进步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发展中，鲁迅的文章同样如此，只有把鲁迅先生的文章放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来解读，才能真正读懂鲁迅；但是如果以现在这个社会中的某些现象来和鲁迅先生所写的来对号入座的话，肯定很难懂。所以说现在如果拿以前的某些东西来衡量的话，我想可能会大有问题。所以，作者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诗已被做完”，我十分同意。

　　但是作者说“至少格律诗已被做完”，最后又说：“当然写写玩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要指望出成绩，则肯定是白费力气。因为，虽然月还是唐时月，星还是宋时星，但人已早不再是唐宋人。”此话就差了，实在不敢苟同。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所受的文化熏陶不一样，当然思想也大相径庭，谁能保证、谁又敢说现代人写不出好的诗词？可能有些人说现代人写的诗词都是垃圾，那恐怕还是我说的“这也是一种‘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吧。况且，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行为*惯，只要按着既定格律和词谱写，又何尝不会写出“现代人的唐诗宋词”呢？

　　“这世上任何东西都有生命周期，有生就有死，有盛就有衰。”，毋庸置疑，这话深在其理。但是，古典诗词作为一种文化，不能和历朝历代各种制度相比，不能和法律条例相比，法律条律只有在经过历史的检验后才能决定其“生死”权，但是古典诗词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人民的成果，有谁会把自己来之不易的成果扔掉？所以只要人民喜欢，不管谁前来阻挠，依然会代代相传下去的。大家都知道《诗经》、《国风》等等等等，流传已经很久远了吧？可是他生了之后“死”了么？没有吧？是的，古典诗歌是面临着一些“困境”，有人提出要老歌新唱，但是不管怎么样，古典诗词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永远不会被别的东西取代的，有盛不会“衰”。

　　“艺术是在发展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创造新的艺术生命呢？而要一味地去生硬地模仿越过千年的艺术形式呢？就算你模仿对了，有那么好的经典我不去看，为何要去看你那不伦不类的烂什子呢？”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个观点简直就是废话！创造新的艺术生命？现代人不是已经创造出来了么？现代诗不是么？我已经不想多言，还是《古典诗词“困境”之我见》中那句话：“诗歌现在又不仅仅是古诗词一种，现代诗歌不就是‘创新’后的古诗词？那个完全没有格律限制的，而且连韵脚也免了，多自由的一种形式！怎么不去写呢？”尤其是后面那句话，我觉得都可笑了。你这不是自寻烦恼吗？又没有谁来逼着你来看古诗词，不管好的不好的自然有感兴趣的来看，不来就算了呗，没人强求的，再说了，难不成说只有你说了好才算好？你说没有价值就没有价值，就是“烂什子”你把自己未免也看得太高了吧？（此话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只是无心快语罢了）。如果一直是这样的心态，恐怕别说“创新”了，可能自己连“涂鸦之作”都写不出来吧？

*汉字的演变过程

*汉字的演变过程

　　汉字的演变过程：汉字流行使用数千年，最早的文字、符号可以追溯到结绳时代。可以这样说，如果站在五千年历史之上看*文字，早期的文字有许多正是简化字，而繁体字中又有许多不适合于文字使用流传规律的文字，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也是一部别有风味的*文化史。这里面有传说的神秘，君王的意志，文人的情怀，艺人的奇想，还有无数人民的大智慧。我们不妨沿着这条汉字铺就的古道，品一品那历史的意蕴。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汉字的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商)(周)(秦)(汉)(魏晋)草书

　　一、文字起源

　　文字产生之前人们为了帮助记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采用了各种和各样的记事方法，最原始得计亊方法是：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

　　1、结绳记事

　　不论用一根绳子打结，还是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记录数字或其他方位的

　　一些简单概念。如大事记大疙瘩，小事记小疙瘩。疙瘩的多少也代表东西的多少。它只能帮助人们记忆某些事情，却不能进行思想交流。所以不可能产生文字，只能说它是文字产生前的孕育阶段。

　　2、契刻记事

　　人们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做符号，刻在木片或竹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作为两半，双方各持一半。以两者吻合为凭据。古代契上刻的数目主要适用来做债务凭证的。

　　二、图画文字

　　由于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的不足。人们不得不采用其它的，比如图画的方法，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用文字的线条或笔划把要表达的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的勾画出来，绘画导致了文字的产生。

　　“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然而图画发挥文字的作用，转变成文字，只有在语言被广泛使用之后才有可能。

　　譬如，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象”。久而久之，大家约定俗成，类似于 “象”这样的图画，就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久而用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这样的图画逐渐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终导致文字从图画中分离出来。这样，图画就分了家，分成原有的逼真的图画和变成为文字符号的图画文字。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而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这就是原始的文字。

　　三、甲骨文

　　*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就是用写或刻的方式留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主要用来占卜，也有的是用来记事。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因为这个时候的文字多是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过来的，所以它的象形程度比较高，因为是刻在兽骨上，所以笔画比较细，直笔比较多。

　　*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就是用写或刻的方式留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主要用来占卜，也有的是用来记事。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因为这个时候的文字多是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过来的，所以它的象形程度比较高，因为是刻在兽骨上，所以笔画比较细，直笔比较多。

　　甲骨文字，帚(妇)：这个字是“帚”像一把用植物做的笤帚，上部为帚苗，下部为帚把，有的`中间还有绳索捆扎的样子，如图(二)甲骨文中，有时帚苗方向朝左，有时帚苗方向朝右。至今*北方还在用高粱，黍子杆做笤帚，与字形很为想象。“妇”的繁体字为(婦)，因为过去的女人在家里主要是做家务的。

　　这是甲骨文的“车，”你们看看，像不像一辆你们在博物馆或历史书里看见的古时候的车。

　　这是十二属相，是不是有点像简意画。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出人们在造字时分为象形法，会意法和形声法，也就是已经出现了象形字，形声字，和会意字。

　　你们看看象形字，“日”就是个圆圆的太阳，“月”就是弯弯的月亮，“水”向条小溪，“牛”特别突出了两个犄角。

　　“爵”象形字：

　　1.甲骨文的形体，像古代酒器的形状，下有足。

　　2.金文的形体，更像酒器的形状，右边增加了一只手。

　　3.小篆的形体。

　　4.是楷书的写法。

　　而会意字里“明”写成如图示，意为“日”和“月”带来的光明。“旦”写成如图示 ，意意为太阳出地*线而升起。

　　“ 婴”会意字：

　　1.金文的形体，上部是“贝”，下部是“女”，表示妇女项上由贝做成的装饰品。

　　2.是小篆的形体，上部是两贝，其意不变。

　　3.是楷书繁体字。

汉字的演变过程

汉字的演变过程

　　汉字，又称中文、*字，别称方块字，是汉语的记录符号，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汉字的演变过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

　　（商）（周）（秦）（汉）（魏晋）草书

　　汉字的演变过程，可以简略归纳为五个阶段：声、形、象、数、理。

　　⑴“声”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必要组成部分。在遥远漫长的太古时代，人类从本能的“哭声、笑声……”或模仿大自然的“鸟鸣、虫叫、兽吼、风声、雷声、雨声……”中逐渐分化出具有一定意义、代表一定事物的“声音”，这就是语音的进化。例如：“ma、ba”用于代表“妈、爸”可能是从哭声“啊……”中分化出来。语音进化到现代，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汉语中大约有4×400＝1600种声音。语音的分化必定有其自身一定的规律，从现代语言中可以分辩出一些线索。例如：

　　“鹅、鸡、鸭、猫……”等家禽和家畜可能是依据其叫声而定其名的。

　　“哈、喔、嘘、哎唷……”等声音是直接表示人类在不同情绪下的自然发声。

　　“五→午”、“苗→渺”、“木→冒”……音相通，意相联。

　　【原文】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

　　⑵“形”是语言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必要的.。在远古时代人类主要面临的是生存和种族延续问题。在与大自然和猛兽毒蛇等的斗争过程中，有时需要用“形”或“画”来表示事物。例如：远出狩猎，为了不至于迷失道路，可能在岩石上或树干上做一些标记。人类在狩猎时，也注意观察野兽的足迹，以辨别出野兽的特性。另外，人类也可能出于对神秘大自然的崇拜或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在岩洞壁上，画上“日、月、人、山、木、屮、动物、祖先……”等图象。

　　《说文解字》说，“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的脚印，明白可以用形来区分事理，开始创造文字。”

　　【原文】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áng野兽经过后留下的痕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

　　“审（审）→宀番→宀采田”，“番”谓田中野兽的脚印。“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审”，悉也。

　　【原文】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兽足谓之番，从采、田，象其掌。审，悉也，知审谛也，从宀、从采。悉，详尽也，从心、从采。释，解也，从采。采取其分别物也。

　　由“图画”经过一个简化过程，取事物的主要特征，开始了“文字”的进化过程。拼音文字是由原始图象向表示声音的字母方向发展，以语音作为主体。汉字由原始图象向“象、数、理”方向发展，用不同的图象来表示各种各样的意思。

　　⑶“象”是创造汉字和《易》说理预事的主要方法。“日、月”等属于象形文字，是造字的基本部件。这些基本部件相互组合，产生各种各样的“象”，创造出更多的字。基本部件和字还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组合，产生用于表示各种事物、各种意念的诸多文字。

　　【原文】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如：“明→日月”、“易→日勿→日月”，“旦→日一”（下边的“一”表示“地”，与“？”卦三阳爻象“天、人、地”相通），“显→日业”（“业”，表示地上有茂密的树木，“日”已上树梢，太明“显”了）。

　　这些字还可以组成更多的字。如：“盟→明皿”、“踢→勔住薄ⅰ笆→氵显”、“但→亻旦”……。

　　造字和易理在这里完全相通，即所谓的“取象生理”的模糊思维和“阴阳互动”的二分原理。

　　“数”概念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首先掌握的概念可能是“无”和“有”。没水喝会渴，没东西吃就会饿。“有→Q月”字中“Q”表示手，“月”表示肉。“有”字原意“手下有肉”，有肉吃就不会挨饿。“有”进一步分化形成“一、二、三、多”等数的概念。

　　“数”向易符方向演变，逐渐从文字中分离，形成八卦，并在历史上的夏、商、周时期形成《易经》（《连山》、《归藏》、《周易》）。例如：奇数（一、三、五、七、九）和偶数（二、四、六、八、十）是两组不同性质的数。若奇数属阳，偶数则属阴。在《河图》和《洛书》中以“黑、白”或“实心、空心”分别表示。《易》中用“阳爻、阴爻”（、）表示。数字“一、二、三”中若按《易》之思维，将“一”视为阳爻“”，“二”即为“”，“三”即为“？”。按阳爻重叠之原理，将阴爻也重叠，即为“、、？”。若再将“、”符号组合，即产生所有的易符。

　　研究“数”的加减乘除为算术。研究“数”的“象”，并且以“象”说“理”，这是演绎《易经》了。汉字中，字根重叠现象比比皆是，这是“数理”在造字中的具体表现。例如：唱→口昌→ckv（“唱”，从口、昌声）

　　哭→吅犬→kv（“哭”，从吅、狱省声）

　　噪→口喿→口品木→zkv／zkvm（“喿→品木”，表示树上有许多小鸟在叽叽喳喳的叫，“品”三口，评头品足。）

　　嚣→页→xvy（“嚣”，从、从页。页，首也）

　　土→十一→ti（《说文解字》中，土→二丨，从二，二为阴数，象地。模糊元码中按直观分为“十一”，与“士→十一”相同。）

　　【原文】二，地之数也，从偶。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坏→土不→ht（坏，一说瓦未烧，毁也。）

　　【原文】坏，丘再成者也。一曰：瓦未烧，从土、不声。

　　圭（gūi）→土土→gtt（圭，瑞玉也，上圆下方。）

　　【原文】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

　　垚（yáo）→土圭→ytv／ttt（元码字典）（垚，土高也。如：尧→垚兀，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

　　【原文】垚，高也，从三土。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又如：金→鑫，木→林→森，水→淼，火→炎→焱，又→双，人→从→众，乂→爻……。通常，字根相重表示“多”，三重表示“众”。

　　⑸“理”是“象、数”的扩展。汉字外延的演变主要是通过“理”来扩大的，即相“象”的事物，“理”也相通。例如：“明”本意是明亮，延伸出“眼睛看得清楚、心里明白、事情变得明显……”等。

　　上述汉字演变的五个阶段“音、形、象、数、理”，本质上也是创造汉字的五种基本方法。兹举一例说明：

　　“猫→犭苗→犭艹田”字，“犭、屮、田”都属于象形，猫叫声“miǎo”，所以，“猫”声定为“māo”，造字时声部用“苗”字表示。“苗→艹田”，音通“渺”，意为“田中渺小之草”。猫可能是在神农氏农业耕种时期，才被人驯养用于对付损害农作物和粮食的老鼠的。定十二生肖可能要早于这个时期，这也许是猫没被收录的原因。汉字造字时，若两个重叠表示多。“艹→屮屮”表示草多，这是汉字造字中“数”的概念。“苗”本意小苗，“苗”字也延伸为“可培育的人才”，盖小孩、小苗相象，理则相通。这样，“苗”字外延就扩大了，这是，“理”的例子。从“猫”字的解剖中，可以看到“声、形、象、数、理”五种基本造字方法，并能看到汉字演变的历史沿革。

人字的来历演变

人字的来历演变

　　一撇一捺可以组成汉字人 ，也可以组成汉字的一个部件人字头。人字的来历有哪些的呢？本文是小编整理人字的来历的资料，仅供参考。

　　象形字

　　解：金文「人」象人侧立曲身垂臂之形，以其为立，古仅见一臂一胫。「人」本义作「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解。而贵乃高意，即天地间之灵性以人所秉赋者较其它万物为最高，故曰人为万物最灵者。

　　其义有：

　　万物之最灵者曰人。

　　与民通，泛指一般人。

　　贤才曰人。

　　他人，某人。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与「仁」通或「仁」也，仁者人也。易经曰：立人之

　　道曰仁与义。

　　天、地、人曰三才，人既能与天地同列，则当效法天地之自然，无有分别，淳心仁厚，宽广无际。如《弟子规》所言：「天同覆，地同载」，故人与人之间，当要和睦相处，互助合作，互相包容，*等对待，共存共荣，才能营造一个真正和*的世界。

　　人字的来历

　　人

　　rén

　　<名>

　　（象形。甲骨文字形，象侧面站立的人形。“人”是汉字部首之一。本义：能制造工具改造自然并使用语言的高等动物）

　　“人”字一撇一捺，一撇是长处，一捺是短处。它告诉我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既不要骄傲自满、盲目尊大，也不必自惭形秽、妄自菲薄。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应凭借这长处和短处组成的体态*衡，不断取长补短，完善自我。

　　“人”字一撇一捺，一撇代表品格，一捺代表学识。它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人，应是“*”和“能才识”的完美统一。高洁的品德和渊博的知识，不仅是有志者腾飞的双翼，而且是终身的奋斗和追求。

　　“人”字上边合并，底下分叉。它形象地告诉我们，人生之路有许多叉道。有的通向成功，有的通向失败；有的通向光明，有的通向黑暗。我们理当小心谨慎，好好把握。

　　“人”字一撇一捺，相互支撑，相互扶持。它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应互帮互助。我助人，人助我，多一些善心，多一些爱心，让世界充满爱，人类才有美好的未来。

　　关于人字的来历

　　*传说是这样的：

　　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部落互相仇视，一场大战后，只有2个人站了起来。他们互相看着，准备最后一搏。然而这时野兽出现了，不同物种的出现，必然促成同一物种的联合，即使仇深似海。于是两个人背靠背互相依存，互相防守，于是挨过了危机。朴实的人们懂了一个道理，背靠背的力量是成为人这个物种的必要。于是，古老的部落以背靠背的方式来诠释“人”这个物种。

　　舶来品传说是这样的：

　　夏娃是亚当的肋骨做成的，夏娃之前，亚当活的想植物，只有有了女人，才活的像个“动物”。于是亚当看见的第一个动物的形状是，肋排骨的`形状，于是他把肋骨样子的动物叫做“人”

　　喜欢背靠背的人这样说：

　　只有当完成背背山这样的最伟大的情操后，我们和他们才明白“人”的含义。

　　【拓展内容】

　　文字源流

　　“人”字形体演变“人”这个汉字自古至今形体和意义都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从甲骨文都当今的楷书“人”字都是象形字。几千年来，“人”字由最早的图形化经过线条化变为笔画化（一撇一捺）。甲骨文字形像人侧面垂臂直立的状态。金文基本承续甲骨文字形。篆文突出了弯腰垂臂、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形象，像是双手采摘或在地里忙活。金文和小篆“人”字形象，头、颈、手、身、腿一并齐全。小篆将甲骨文、金文“人”的左面部件（人下垂的手形）延长，其象形意义减弱。隶书将“人”字线条化变成笔画化。楷书“人”字笔画更加*稳匀称，将甲骨文、金文、篆文的侧立人形变化为更像人跨步行走的形象。

　　“人”的造字本义是人类，名词，是指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古人在造“人”字时特别强调手、脚。“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正是由于人能够运用自己的手去制造工具。此外，还因为人能直立行走，所以，古人在造“人”字时便以侧面站立的人作为字的形体。

　　“人”字是个部首字，常作形符。“人”作偏旁时写成“亻”，称“单人旁儿”或“单立人儿”。“人”与“亻”在《康熙字典》中同属一个部首序号。

汉乐府对中国诗歌发展有何突出贡献？

　　中国诗歌的源头是风骚，也就是《诗经》和《离骚》，开启了中国抒情诗的滥觞，但它们对于诗歌的叙事性贡献不大，而这一空白正是由汉乐府来弥补的。

　　汉乐府在诸多方面对于诗歌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如在诗歌形式方面基本上确立了五言诗的地位，继承和进一步丰富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等，但这些贡献还不是最突出的。中国诗歌的源头是“风骚”，也就是《诗经》和《离骚》，成为中国抒情诗的滥觞，但它们对于诗歌的叙事性开创贡献不大，而这项任务正是由汉乐府来完成的。因为有了汉乐府，才使得中国诗歌在抒情和叙事两个方面都有收获，这是汉代乐府为中国诗歌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

　　如汉乐府中的《东门行》叙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出了城门东就再也不想回家了，可那毕竟是自己家，毕竟还有老婆孩子，再难心也得回去。可刚进家门悲愁再由心起，米罐不足斗米，衣服架空空如也。这可怎么活？无奈之下，他选择了反抗，再次准备拔剑而去，孩子的母亲见状牵着丈夫的衣襟哭起得死去活来，哀求道：别人家希望富贵，我情愿和你喝粥度日，求只求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你这一去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这孤儿寡母何以卒岁？岂不是家破人亡嘛！你不冲我的面儿，还要冲老天爷和我们的孩子的面儿，千万不要犯傻。丈夫听罢也犹豫起来，但最终还是狠下心来，大声怒斥妻子说：你给我闭嘴，我已走得很晚了，咱们家现在就这个样子，假若不豁出命去恐怕也都得饿死。再如《十五从军征》：说一个人十五岁就去前线玩命，到了八十岁才侥幸全命而归。

　　刚到村口，碰到一个乡下的邻居，迫不及待地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老乡黯然神伤，指着松树柏树林中的一片坟墓说，那就是你们家。老兵走到家门前看见的不是亲人迎接，而是无比苍凉的景象：本来看家护院的狗通道现在经常出入的竟是野兔;家禽见不到了，取而代之的竟然是野鸡在屋脊上飞来飞去;院子里长着野生的谷子，野生的葵菜环绕着井台。

　　在外经年，回归故里，本应有家人热情招待，哪怕是粗茶淡饭，可现在要想果腹只能自寻出路，老兵无奈，就地取材，用捣掉壳的野谷来做饭，摘下葵叶煮汤算是菜，汤和饭一会儿都做好了，可孤零零一人而已，哪有吃饭的心情，不觉走出大门呆呆地望着东方，老泪纵横。

　　这两首诗显然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悲剧小品一样，有人物，有对话，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无疑是非常具有美学意义的完整的叙事诗。这类诗歌在汉乐府中占到一半还多。要补充说明的是，说汉乐府对我国叙事性诗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不是说汉乐府里面就没有抒情诗了，那篇“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就是典型的优秀的抒情诗。

　　当然，最能代表汉乐府，最能说明汉乐府对于叙事诗贡献的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尤其是《孔雀东南飞》，正文357句，将*1800字，情节完整，叙事曲折，有生动的对话，鲜明人物形象，渲染烘托等叙述艺术手法运用的炉火纯青。诸君若是记不住汉乐府叙事性的巨大贡献，想想《孔雀东南飞》，想想刘兰芝与焦仲卿曲折的爱情悲剧故事就会恍然大悟了。